2003 年，筆者在編輯《唐研究》第 9 卷“長安：社會生活空間與制度運作舞臺”研究 專輯時，曾撰文《關於隋唐長安研究的幾點思考》，①對比“敦煌學”，提出要建立“長安 學”，加強對隋唐長安的研究，並從四個方面做了論證。文章對比敦煌和長安的研究時說道： 筆者在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學的過程中，不斷在思考一個問題，即長安是興盛的大唐 帝國的首都，敦煌是唐朝絲綢之路上的邊陲重鎮，由於特殊的原因，敦煌藏經洞和敦煌 石窟保留了豐富的文獻和圖像資料，引發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敦煌學研究熱潮；相反， 雖然有關長安的資料並不少於敦煌，但因爲材料分散，又不是集中被發現，所以有關長 安的研究遠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樣豐富多彩，甚至也沒有建立起像“敦煌學”那樣的“長 安學”來。 話雖然是這麼說了，但筆者並沒有對於“敦煌學”和“長安學”的關係加以仔細的論說。經 過若干年來對於“長安學”的探索，包括 2009 年主編《唐研究》第 15 卷“長安學”研究專 號，筆者逐漸對兩者的關係有所體悟，這裏略加闡述。 與敦煌城相比，長安的城市空間要大一百多倍。長安是中國古代最盛期的隋唐王朝的都 城，也是當時東亞地區的一大都會，它既是各種人物活動、各類事件發生演變的中心舞臺， 也是包羅萬象、融匯各種文化因數的社會空間。 長安地區雖然沒有發現敦煌藏經洞那樣整整一窟的文獻，但目前流存下來的隋唐典籍， 其實大多數都是在長安撰寫、編纂而成的。長安爲帝國都城，宮室所在，因此屬於政書類的 著作，如《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議》以及集中在《唐會要》、《唐大詔令集》中和散在 各種文獻中的詔令及格式，除少部分產生在洛陽外，都是在長安編纂或製作出來的；長安是 文人薈萃之地，唐朝大量的詩賦、小說、碑銘贊記等各類文體作品，很多都是在長安寫作的， 像《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全唐文》、《全唐詩》搜羅的篇什，大多數都是長安的作品； 長安寺觀林立，學僧道長匯聚其間，許多佛經都是在長安大寺中傳譯出來的，道教典籍也是 在此地編纂而成，佛道文獻中的傳記、感應故事等等，多是以長安爲背景而撰寫的；甚至摩 尼教、景教的譯經，也都是產生在這裏；加上地面上聳立的石碑，地下埋藏的墓誌，也都是 長安文獻的組成部分。因此說，長安雖然沒有發現過藏經洞，但長安的文獻要比敦煌藏經洞 的文獻不知多多少倍，而且敦煌藏經洞中的一些文獻，也是長安的傳抄本，或者就是長安傳 來的真正的長安文獻。 敦煌與長安相比，的確可以說不可同日而語。但敦煌自有敦煌的特色，在某些方面閃爍 著光芒。敦煌是個邊塞城市，帶有很強的軍事色彩，這裏的大街小巷都有士兵的足跡，民眾 ① 榮新江：《關於隋唐長安研究的幾點思考》，原載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9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第 1-8 頁；收入筆者《中國中古史研究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181—193 頁。 2 百姓喜歡有關戰爭的作品即可爲證；敦煌又是一個典型的絲路城市，它位於東西交往的絲綢 之路要道之上，更是幾條所謂絲路匯集於此的咽喉之地，因此城市呈現出多元文化景觀，不 僅有佛教、道教，也有三夷教流行，不僅有印度來的僧人，也有中亞來的粟特商隊；敦煌當 然更具有佛教都會的色彩，佛教無疑在各種宗教文化當中佔據主導地位，而且影響著民眾的 社會生活和精神思想。 敦煌莫高窟幸運地發現了一個藏經洞，在石窟壁畫、雕像之外，集中了大量的有關敦煌 或產生於敦煌的各類文獻資料。這裏面三教九流，無所不包，既有高僧念誦的繁瑣宗教哲學 經典，也有民眾喜聞樂聽的講經文、變文；既有正規的儒家典籍藏書，也有學子抄錄的識字 課本；有代表唐朝詩歌最高水準的李白、王維、白居易的詩歌，也有民間詩人“王梵志”的 白話詩，以及學生遊戲之作的打油詩；而大量的公私文書、寺院帳簿，種類繁多，記錄了敦 煌社會的方方面面。 因此可以說，長安與敦煌的文獻可以互補，“長安學”與“敦煌學”可以相互促進。從 材料出發，特別是對比更具有地方特色的出土文獻，我覺得兩者的互補性亟待開發，特別就 長安學的發展來說，可以有許多研究旨趣，這裏略舉數端： 一、傳世的長安文獻往往能夠告訴我們大歷史，一個王朝的政治史是如何演進的，我們 離不開兩《唐書》，離不開《資治通鑑》；一個王朝的制度變革，我們也離不開《唐六典》、《唐 會要》等；這些都是歷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一個王朝的根本骨架，同時也是我們 搭建長安歷史殿堂的基礎。而敦煌文獻往往能夠告訴我們小歷史，一片文書，一個手卷，記 錄的範圍十分有限，但這些公私文書中保留著很多歷史細節，這些細節正是傳世隋唐歷史文 獻所不具備的，有些材料可以與明清史料相媲美，甚至更爲細緻。因此，在傳統的政治史、 制度史、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之外，我們還可以利用敦煌文書，來做一些新史學的課題， 比如可以做一些社會史、新文化史、性別史、醫療史、兒童史的研究。長安和敦煌，都是中 古時期的一方都市，其中發生的事情也有許多共性，因此我們可以利用長安文獻，來構築敦 煌歷史的總體發展面貌，而運用敦煌文獻，來補充長安歷史的細節層面。 二、後現代理論給利用傳統的編纂史料撰寫的歷史著作提出挑戰，而中國古代一個王朝 修完前朝歷史即燒掉史館檔案的做法，給這種對正史的質疑提供了藉口。但中國古代的史料 其實是豐富多彩的，不僅僅有正史，還有私人修的史書，以及文集、筆記、傳奇小說等其他 材料，相互印證，因此有關長安的傳世史料是極富價值的寶貴財產。與此同時，我們也擁有 長安及有關長安的大量出土碑誌材料，這些雖然大多數也屬於編纂史料範圍，但和正史、政 書畢竟不同。而敦煌文書中的許多牒狀、契約、書信、雜寫，是完全無意識的保留下來的， 是原始的檔案，是真實的歷史記錄。像晚唐沙州歸義軍在長安的進奏院寫給歸義軍節度使的 狀文，完全沒有任何避諱的詞語，極其鮮活地呈現了兩班專使對於爲節度使求取旌節的不同 態度，以及在朝廷上下送禮走門路的真實過程。 ①因此，對比傳世史料、出土墓誌、敦煌文 書，對同類史事加以研究，或許比只是依賴某一類史料的研究，要更加接近歷史。在這方面， 我們不論研究長安，還是研究敦煌，都應當盡可能地汲取另類史料。比如我們最近很幸運地 找到傳世史書、新出土的《李潯墓誌》和敦煌文書《張議潮變文》三類史料對於大中十年唐 ① S.1156《沙州進奏院狀》，錄文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6 年，第 87—189 頁。 3 朝冊封回鶻可汗的不同記錄，從中體會到不同史料對於同一事件的處理方式，以及三類史料 最終給予我們的歷史面貌。① 三、傳世的佛教傳記和長安保存的寺院碑刻，記錄了長安寺院的盛衰歷史。一些著名的 碑刻，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史的座標點。但高僧的碑記和傳文往往只是其本人修學和講道的記 錄，我們可以從中瞭解佛教教學和宗教思想的情形，卻無法知道長安佛教寺院的全貌。敦煌 保存了大量寺院文書，既有各種不同層次的佛教經典，也有大量的寺院行政、財政文書。②因 此，我們可以利用敦煌資料，來瞭解唐朝下層僧侶的思想，我們也可以利用敦煌的寺院文書， 來推擬長安寺院的社會生活；我們可以使用敦煌寺學的豐富資料，③來想象長安寺院的教育 功能；我們也可以依據大量存在的敦煌講經文和變文，④來看長安佛寺作爲大眾娛樂場所的 世俗化情境。敦煌的資料有許多都可以折射出中晚唐長安寺院的同樣情形。 四、傳世史料和長安出土的墓誌，已經爲長安的坊里增補了大量人物宅第，但限於編纂 史料的性質，特別是墓誌本身所記以歷官爲主，所以相關人物在坊里的行事，我們知之甚少。 最近由於郭子儀家族墓的發現，我們對郭家在長安坊里的居住情形有了新的認識， ⑤但坊里 生活的細節還是十分缺少。敦煌，還包括吐魯番出土的文書，有時候或許可以增加我們對長 安坊里生活的認識。比如敦煌有一些坊巷結社的社條， ⑥完全可以推想長安一些坊里的同樣 社會組織和社會運作。而我們幸運地在吐魯番墓葬文書中，找到一組來自長安新昌坊質庫（當 鋪）的帳曆，使得我們對於安史之亂以前長安街東新昌坊窮困人家的生活狀況有了瞭解，而 對比安史之亂後文人官僚如白居易等人的新昌入住，使這裏的人文、自然景觀大爲改觀，變 成長安城內最宜居住的區域。⑦如果沒有吐魯番文書資料，我們無法看出新昌坊的變遷。在 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幫助下，我們或許可以做某些社區，或某類長安坊里的研究的。至少我 們可以利用敦煌文獻，來補充長安歷史的一些細節。 五、長安作爲一大都會，曾經聚集了大量的財富，其中包括各種收藏，有典籍，有藝術 品，還有各種“寶物”，但隨著歷史車輪的前進，長安的收藏，早已不復存在。長安留存下 來的文獻，又經過宋代以後的“刻本化”，書籍的原始形態也已無法展現。幸運的是，敦煌 文獻中保存了抄本時代書籍的原本形式，可以讓我們知道長安書籍的主體面貌。同時，敦煌 文獻裏也保存了一部分原本就是長安的文獻，比如所謂“宮廷寫經”，即武則天爲其父母供 養的《金剛經》和《妙法蓮華經》，極其精美；⑧一些拓本、寫本、刻本，都是從長安直接或 間接傳來，還有一些是長安文獻的轉抄本或再轉抄本，如開元道藏和律令格式，都是經過涼 ① 參看榮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冊立回鶻史事新證》，《敦煌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128-132 頁。 ② 參看謝和耐：《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耿昇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 年；姜伯勤《唐 五代敦煌寺戶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③ 參看鄭阿財、朱鳳玉：《開蒙養正——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 年。 ④ 參看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⑤ 田衛衛《唐長安坊 ： 里輯補——以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爲中心》，《碑林集刊》第18輯，2012年，第108-129 頁；榮新江、李丹婕：《郭子儀家族及其京城宅第——以新出墓誌爲中心》，《北京大學學報》2013 年第 4 期，第 17-26 頁。 ⑥ 參看郝春文：《中古時期社邑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 年；孟憲實：《敦煌民間結社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⑦ 王靜：《唐代長安新昌坊的變遷——長安社會史研究之一》，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7 卷，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2001 年，229—248 頁。 ⑧ 趙和平：《武則天“御製”〈金剛般若經序〉及〈妙法蓮華經序〉再研究》，波波娃、劉屹主編：《敦煌學： 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聖彼得堡：Slavia，2012 年，第 339-344 頁。 4 州而轉抄到沙州，長安東市的刻本灸經，甚至被改作抄本流傳到敦煌。① 六、長安的寺觀早已毀滅，壁畫、雕像蕩然無存，只有《歷代名畫記》、《寺塔記》等書 的記載，可以讓今人想象吳道子等隋唐時代最有名的畫家畫壁的樣子。所幸敦煌石窟保存了 大量同類的圖像，雖然不是像長安那樣多是高手所爲，但可以根據這些雕刻和繪畫，部分復 原長安寺院壁畫中的一些尊像、經變、佛傳等畫作。敦煌壁畫的圖像對於長安研究還具更爲 廣闊的功用，建築史家早已指出，敦煌壁畫中的一些城市、坊里、宮殿、宅居的形象，並非 敦煌本地所有，而是長安的景象，因此可以作爲復原、模擬長安地面上的建築景象的參考。 ②敦煌石窟壁畫上還有對於當時物質文化許多層面的表現，有些是寫實的場景，可以據以來 看包括長安在內的唐人物質生活；有的則是對佛教天國的描寫，那也表現了唐人最理想的物 質文化形態。這些影像材料可以和敦煌文書中的寺院財產帳曆（什物曆）結合起來，與法門 寺出土的物帳單加以對比，來考察長安、敦煌兩地佛教物質文化的面相和層級。 以上所舉，只是利用“敦煌學”的成果來研究長安的幾個可能方向，相信在今後的“長 安學”研究中，“敦煌學”的成果會起到直接、間接的作用。我們期待著“長安學”與“敦 煌學”，相互促進，比翼雙飛。 （2014-10-1 完稿，原载黄留珠、贾二强主编《长安学研究》第 1 辑，中华书局， 2016 年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