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苍 茫
前记：周一良先生去世之后，一直就想写些东西以寄哀思，尤其是对周先生后半生难以释怀的那些经历，一直心存感慨。不过将无同很不赞成我写这类东西，有次跟L女士谈起来这个意思，她也未置可否。而我自己，本来也担心着这样的话题，是否会打扰逝者的安宁。踌躇犹疑，竟拖至今日。然而“一塌糊涂”里，又见有贴重提“梁效”及“书生”问题。近日，复得读周先生之子周启博、周启锐的两篇文字，分别题为《噩梦醒来已暮年》、《烈士暮年，恶心不已》。二文不隐过、不虚美，畅酣淋漓而慷慨激切，读毕不禁为之击节。因而值周先生忌辰百日，我也追往忆昔，记下了那零零散散的一向感慨，贴之于此。—苍茫
真 理 必 叫 你 们 得 以 自 由
在突然接到告知周先生凌晨逝世的电话的时候，随即便后悔那些天由于太忙而没去探望，居然就没有一点预感。本来，十多年中一直帮着周先生做些收发、写作的事情。但后来我安排了一些学生们轮流到周先生家帮忙。周先生说是有了“如虎添翼”之感，可是这样一来，我去周先生家就少了，跟周先生聊得就少了。
在惊悉不幸的消息之时，往事纷至。想的最多的，是初次跟周先生面谈的情景，以及本来在年初刚为周先生庆祝过“米寿”的事情。
去年一月，是周一良先生的八十八岁“米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同事们，本来有意选一个餐馆为周先生隆重祝寿。但周先生自觉年事已高，在外面恐不方便，又刚刚迁入新居，难免疲惫之感，于是就改为前往周先生的家里祝寿了。
那天一早儿，我跟妻子前往清华园捧回蛋糕和花篮。蛋糕和花篮是妻子去订的，她觉得清华园的蛋糕质量不错。祝寿的气氛温馨而热闹，大家都衷心祝愿周先生安康，至少能享百年之寿。随后是周先生吃蛋糕，周先生的儿子启锐把一顶彩纸的王冠戴在了周先生头上，那王冠是跟着蛋糕一块儿来的。周先生戴王冠的样子特别风趣，蛋糕吃得很开心。大家也一人一块，分享了蛋糕，天南海北的聊着。免不了聊到了新居，装修和布置等等。周先生曾多年住在燕东园，那房子很旧很暗，没法儿跟现在的新居相比。记得将无同不改幽默旧习，他建议周先生预备一个望远镜，好用来查找书架高处的书籍，这话让大家忍俊不禁。
可这转眼就成了往事，那些祝愿也全落了空。
在向周先生的遗体告别时，我觉得化妆师把遗容画的过重了；而我第一次去周先生家里见面的时候，留下的印象是温和，是平易淡泊。
我是在开始跟田余庆先生做博士生时，才初次得以跟周先生面谈的，起因是周先生安排他的博士生杨光辉和我定期去他家里读《世说新语》。本来，对周先生这样卓越的大学者，我作为学生和晚辈颇觉敬畏惶恐；见面后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威严和锋芒，多少就轻松了些。周先生对自己的为人有个评价，那就是“忠恕”二字，而那时我的感觉也正是如此。
我对史学一直没有真正的兴趣，赶上了末班车就随遇而安罢了，脑中转悠的总是天马行空的各色遐想，却并不入门。而那次读《世说新语》，是几种注本和日译本、英译本互相比照阅读，逐句甚至逐词推敲辨析，这使我多少有了点儿长进，多少知道了该如何读书，以前把书念得闲散率意了。而且，每次下午两点来到周先生家，都能隔窗见他已经伏案读书了，相形自己的懒睡闲扯，至今犹觉汗颜。
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初次见面时，周先生谈的不是学问，而是他自己，他在政治风波中的坎坷经历。周先生回首往事，谈到解放天津时，一位著名的人民解放军将领就住在他家，那将军当时一身灰布军装，给他们讲革命的大道理，他全家为之肃然起敬；在此之后，他更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衷心鼓舞，又由于是剥削阶级出身，总有强烈的“赎罪”心理，所以对党的号召一向积极响应，好向劳动人民做出补偿……一直就到了“梁效”。
当时这令我感慨不已。刚来北大读书时，曾跟着几位同学去许大龄先生家，坐下之后还没说几句话，许先生就好意地提醒说：同学们你们不知道吧，我可是“梁效”的！可想而知，那些经历在我们的老师心底，留下过什么样的羞辱和伤痕。
后来，周先生把这类回想和感受，写在了《毕竟是书生》一书中，以及其他一些杂文里了。《毕竟是书生》一书出版后，也引起一些人非议。周先生对这些非议淡然处之，我则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书生”杂谈“》一文，发在了“天涯”网站的“关天茶舍”专栏里面。
在那篇文章中我谈到，那些“书生”、老先生们毕生的学术建树令人崇仰，他们无谓的颠簸沉浮令人浩叹。自古以来，书生们的命运便颠簸莫测，难免被摆弄、被排挤，被帝王将相们忽加诸膝，忽弃之渊。被加诸膝也不过视同弄臣而已，时时屈从于权贵的指手画脚，在政治迷宫里转来绕去；被弃之渊时，也许只有心灵尚未污染的青年学子对之还心存一分敬重。可是，对“书呆子”必定都要以天下相绳，要他们未卜先知政治迷宫的每一个暗道、夹墙和出口吗？昨天还自以为是为某个壮丽事业而奋斗，转眼就因“站错了队”而承受谴责斥骂的痛苦。真正应该被责问的，应该是那种社会现实及其制造者吧！我自己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迷信和狂热，尽管我如今已能使用最新术语去解析“文革”阐说“良知”了；而老先生们也许说不惯某些时新术语，其反思不能令某些自任“清议”者惬意，不过，老先生毕竟是向自己掷出了石头。
写那文章时我想着，该要跳出“站队”、“划线”的思维，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能保证书生的自由和尊严；书生岂有必要都懂政治，其学术事业没有必要为政治付出那样一种代价。曾有次见到周先生赠给田余庆先生的一把扇子，其上题字来自《晋书·石勒载记》：“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确实，书生们研讨政治史时辨析毫发，可是未必真就懂政治，也不会趋利避祸；而政客们凭借政治经验反能洞悉底蕴，且如鱼得水，总是全身而归。
风云变幻的坎坷，未能中止周先生的名山事业。在因“梁效”而接受审查的同时，周先生开始了《魏晋南北朝札记》一书的写作。不久前跟田余庆先生谈起周先生的学术贡献，我说《魏晋南北朝论集》中的那些论文更有系统性，是周先生对魏晋南北朝的主要贡献所在吧？而田先生则认为，是《魏晋南北朝札记》，才真正显示了他学术功力的博大精湛。记得《札记》出版时周先生心情愉快，追忆了他在审查中读书写作的情景。当时我顺口说，周先生您可真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周先生笑了。当然我口角之言，比拟不伦了。周先生后来在《毕竟是书生》中，用的是“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他提及《札记》的写作，曾有“旧欢重拾，如睹故人”之语，书生本色跃然纸上。那才是他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
执“清议”者对周先生的学术成就也予贬低，暗示他学术上也不够“书生”，这并不公平，属于外行的无知而已。从“反思”说，一个七八十岁的古稀老人，当然不太熟悉时下通行的笔调和话语；他在回忆时如实记述了一些事件的当时想法，而这成了被人挑剔的话柄。可在我看来，周先生在一系列文章中，坦然公开了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包括在“梁效”中的经历和见闻，尽量给世人以真相，谁都知道这么做决不轻松；他文中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尖锐谴责，揭举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大义，由此剖析了自己的既往失足(参看《〈毕竟是书生〉出版以后还想说的话》等文)。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跟周先生其实我没怎么请益学问(很是惭愧)，倒是谈论别的多了一些，零零散散的话题中感觉到，周先生一直在像思考历史的善恶真伪那样，反思着自己所曾经历的风风雨雨。周先生很关心时势，每当涉及腐败现象，总是痛心疾首。有次谈到曾给周家讲革命道理的那将军，后来有了不光彩的传闻，周先生便说，郭沫若当年写《甲申三百年祭》，是有远见的！1985年访日归来后，他对我们讲，所看到的是日本社会安定、人民富足，那么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应重新认识了。我和同学们在周先生那里发尖锐议论，大抵能够得到理解和共鸣。90年代初，周先生从美国回来。曾和几个人在周先生那里说起时事，聊了很久。那段时间我心情沉郁，私下曾有“自是维城唯武弁，从来承溺定儒冠”、“长街鬼咒千里草，梦里魂伤九畹兰”之句，话语间自然言辞激切；周先生话并不多，但有段话至今还能记得──
周先生说：在国外看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对几十年中经历的许多事情，又有了新的认识；《圣经》里面曾说，你知道了真理，你就自由了；而“真理”(truth)也是可以译为“真相”的，现在我知道了真相，我觉得自己已经自由了！
那番话一如既往地语气平和，却让我分外感动，再次体察到了这位古稀老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艰难心路。重要的并不只是已经找到了什么，更在于那“求索”的本身，就足以称上是书生品格了。由此对周先生在自我解剖时揭举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语，我就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周先生去世，历史系随即安排起草了《周一良先生生平》。在征求意见时，周先生的子女们来系提出，希望去掉《生平》里面“以……为指导”、“拥护……”等等套话，希望不用婉词、而是以正视态度来直叙周先生在“文革”、“梁效”中的经历。我想这些要求实是周先生的个人遗愿，他期望在经历了种种坎坷颠簸之后，最后能以独立、自由之学人风范，留与世人。近日得以读到周先生的儿子启博、启锐的两篇畅酣激切的文字，我想其中也可折射出周先生晚年的思想态度。
王安石《读史》有言：“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记得在推敲《周一良集》的目录时周先生曾说，把文字收全是不可能的，像日记就不能收，里面记的一些想法颇有违碍，比如其中记着他某个时候曾经想过怎么样等等。听到那个想法我并没有过于惊异，因为我还知道周先生另一件激越之举，就是他90年代初呈交系党委的一份《思想汇报书》上的文字，很是敬佩。不知道那些日记有没有问世之日，好让关心周先生的师友们，透过“末俗纷纭”，更清晰地了解周先生的晚年心境。
周先生曾用“红与黑”概括他的经历，这是他到临终都难以释怀的。关于周先生的学术成就，师友们已谈得很多很好了；而我这些文字，只是些杂七杂八的感想而已。写作时，又再次核对了周先生那次对《圣经》的引证，那句话出自《约翰福音》，原文是：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2002年1月22日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