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 梦 醒 来 已 暮 年
周启博
父亲周一良2001年10月23日去世，享年88，当属高龄。遗憾的是他未能把想说的话全部形诸文字。
父亲对子女随和，不象母亲有时不严自威。但他少与子女谈心。以我观察，他有两批较能推心置腹的朋友。一是留学哈佛的“学友”，青年学子在异国共度寒窗，铸就友谊。二是文化革命中因“反聂”而同被关押殴打，和因“梁效”而同被禁闭整肃的“难友”，学人罹难共度铁窗，遂成莫逆。我自己成年后少与父亲深谈，直到年逾不惑，发现自己青少年时是在谎言包围中渡过，才有意识地找父亲交流，并探索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革。
父亲是一个企业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长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谨言慎行。少年青年时潜心文史，所在学科前辈和同侪对他颇为看好。如果他能按自选方向走下去，学术上当有可观成就。然而，中年以后，他被社会环境压倒，奉领袖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达到领袖要求当作高于家庭，学术的终极目标。每当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识与领袖的方针冲突，他都认为人性和常识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现，“改造思想”成为他永远追求也永远达不到的目标，而他从不怀疑“神”即领袖是否有什么不对。直到被领袖的党招进“梁效”写作班子，又被同一个党定为反党反领袖而予以整肃，才开始反思。他噩梦醒来，已是暮年。学术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他还能作的，是把自己经历教训形诸文字，使后人能以史为鉴。
丧事完毕，我即为生计奔走南京等地，闲暇时萦绕脑际的常是父亲未说完的话，还有他后半生的经历。在津浦线上，玄武湖畔，我搜索久远的记忆，写下了我能想起的代表父亲思想变化的点点滴滴。
1951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父亲这一代和他们的师长，两代知识分子噩梦的开端。父亲的老师顾颉刚传记记录了老先生白天开会被迫辱人自辱，晚上悲愤委屈痛不欲生的经历。父亲的回忆中对此只以一句代过。我再三问他，他说已不复记忆。我只能认为他已带上“原罪”的紧箍咒，认为领袖这样处置知识分子理所当然，所以当时欣然接受，过后也未留深刻印象。
1957年反右，我读初一。一天，母亲告诉我丁伯伯，父亲的朋友，在未名湖淹死了，看着母亲一脸少见的焦灼和紧张，我问湖水不过腰怎么能淹死，母亲说丁伯伯抓紧水草把头埋进泥里，是自杀。父亲对我从未提此事。
母亲行事说话都是非分明，不隐瞒自己观点，因此开罪本单位领导。反右以后，母亲在思想教育活动中向单位领导汇报思想，提到写信动员父亲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弟弟回国，用了谚语“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单位领导认为母亲“诬蔑社会主义祖国是狗窝”，罗织罪名进行批判，并准备了右派和漏网右派之类帽子。母亲满腹委屈回家，父亲不予安慰，反而严守官方立场，母亲不堪内外受敌，与父亲关起门来争吵。我听到母亲说“我也一头扎未名湖算了”，感到紧张，想问个究竟。但父母对子女守口如瓶。后来案子被“甄别”平反，母亲告诉了我，父亲仍只字不提。我闻此事大为不平。对高中班级团干部评论此事，说有党如此这个团我不入也罢，或者入三青团也行。团干部大骇，我到高中毕业也未能入团。
父亲在五十，六十年代“改造思想”得法，比同侪更受信用，数次被派出国。一次他回国路经缅甸，在使馆过夜，使馆厨师的父亲以前曾在祖父家做饭，对他以“大少爷”相称，他应对得当：“现在都是同志啦。”回家后他对家人讲到此事，颇有“改造有成，已被当作自己人”的自得。
1963年，我高中毕业。我原对人文有兴趣，但报考了理工科大学。父亲对我的选择不予干涉或评论。几十年后，他说我“还是上理工科好，上文科就该进监狱了。”
1966年，文革祸起。父亲响应领袖号令，积极参加，招来五顶帽子。母亲被连累关进劳改大院，我从大学分配到黑龙江边远林区。在林区我遇到与我同龄的工人，说话有北京口音。原来是北京林学院教师的孩子，因父亲是右派而全家下发林区。他对我能在北京上完大学表示羡慕，我则感谢父母不是右派，领袖才没有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
“原罪”的紧箍咒和对领袖的迷信，使父亲认为文革炼狱是他改造的好机会，所以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我的弟妹因文革不能上大学，他对我说：“我们家连续几代读书，脱离工农，以后就不一定，或者一定不上大学才对。”母亲解除劳改后，又被派往江西干校。栉风沐雨，露宿荒原。父亲在北京不忘作领袖需要的五七战士家属，给母亲写信吟打油诗赞美干校的露天厕所：：“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吟毕问“你不觉得雄浑，豪放吗？”
1974年，领袖攻讦异己需要有人捉刀，“梁效”写作班子应运而生。打入最底层的人文知识分子忽然有用了。此时造神运动已近顶峰，神谕下达，如巨手把父亲从五顶帽子底下捡出，掸去尘土，放入梁效班子。一夜间阶下囚变成座上客。父亲倒是宠辱无惊，认为这是领袖和组织肯定自己改造有成，自应以学术兢兢业业服务领袖。社会有识者此时多已看透写作班子是高层权力斗争工具，由领袖的四名打手操纵。父亲思想为“原罪”紧箍咒箍定，又加信“神”，要他有“贰心”也难。我这时在工厂作工，利用在中小学积累的文史常识，积极参加领袖倡导的“工人理论组活动”，以取悦领 导，回到家则大讲社会大众如何诟病领袖及其打手。父亲对我质疑领袖深感不安，好几次皱眉对我说：“你怎么老是和大方向拧着？”最后终于爆发了一次饭桌上的冲突。那时毛远新长辽宁，声势为各省之冠，似将问鼎中央。我在一天午饭时提起此事，以台湾老蒋小蒋比照老毛小毛。父亲大怒，摔了筷子，午饭不欢而散。母亲对我说：“爸爸过去对你抱最大希望，现在你是他最大的担心，不要在家再提这些事。”我成年以后受父亲如此严厉斥责，这是最严厉的一次。
如何对待子女对领袖和当局的疑问，是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大难题。他们身为应为子女解惑的父母，自己也有同样的疑问，又深知万一子女把疑问传出去，足以使全家罹祸，所以不准子女提这类问题就成了许多父母为保护全家的唯一选择。作为从那个年代活过来而成人的子女，我们对父母当时不得已的责骂不存怨怼，只感激他们保护子女的苦心。
父亲为御用写作班子服务，遂有文章出版，姓名见报，甚至有党代表，主席团头衔，一时风头颇健。我的姑父是30年代加入中共的局级干部，历经党内斗争，父亲向来尊重他的经验和见识。姑父来见父亲，告他一时出名未必是好事。劝他急流勇退。父亲囿于既成思路，加之对功名不够淡泊，未从其谏。
1976年，领袖去世，打手倒台。把父亲捧成党代表，主席团的党，又把父亲打成反党反领袖的坏人。父亲几十年中目睹使朋友同事身败名裂的事，最后落到自己头上。物极必反，父亲终于因此开始反思。
1984年，“原罪”紧箍咒开始松动，父亲为文表扬我的企业家祖父所作的好事，兼及官至清廷总督的高曾祖父。对于被组织派进梁效又被组织当反革命整肃，仍是他头号伤心事。美国历史教授田浩来北大见父亲，谈话中向他请教“柳宗元和封建论”中的一个学术问题，父亲忽然哽咽，连说为那些文章给我们加罪名是冤枉的。田对这离题之谈甚为惊讶，数年后见我仍以此相询。我告田该文是梁效期间所写，而梁效案是父亲晚年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没有在那期间在中国长期居住过的人不好理解。
1989年，父亲来美开会，母亲同行，会后访问在美亲友，再到纽约我家“就养”。国内民运兴起，父亲与亲友通电话，共祈不要流血。但当局终于开枪，父亲痛心疾首。我建议父亲与我同去参加领事馆前抗议集会，被母亲制止。以后几天，我陪父亲访问他在哈佛同学桑教授。桑毕业后在联合国工作到退休。谈话中桑大贬方励之，父亲未置可否。等离开桑，我立即对父亲说桑没有亲历49年以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批评方。父亲颔首不语。其后父母又见过老友任之恭夫妇，任说“过去国民党骂共产党杀人放火，我向予驳斥，现在杀人这一条我是没得说了。”父亲点头。几天后，任在华盛顿地区集会上讲话谴责屠杀。北京消息显示专政利刃再次指向知识分子：“平暴”清查，党员登记，人人过关。我建议父母崭不回去，甚至考虑在我处住更长时间。为避免违心说话，父母思想斗争之后决定在我处等待一段。这大约是校内传闻父母已决定永远不回去的起因。
父亲这时动笔回忆他的前半生，此文后来发展成《毕竟是书生》。我读后认为他漏掉了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几十年被打压，愚弄，利用和蹂躏的史实。到1993年《毕竟是书生》出版，他仍无意增补以上内容。同时，国内出版界和人文科学界对此类题目有兴趣者也不多。可见思想仍受原有枷锁禁锢者不只父亲一人。
1996年以后，国内人文科学界开始有一些中青年研究工作者关注“末班车乘客”，即国民党教育系统和中央研究院体制下培养的最后一批知识分子的命运。出版界对这一内容的兴趣也有提高。同时，国内历史较长的重点大学竞相恢复国民党时期的人文系科，窒息多年的中国人文科学，好象有了转机。父亲自梁效以后乏人问津，这时开始结交不少新知，切磋内容除人文学术外，多是人文科学和学人的遭遇。官方对于父亲，似仍当成控制使用对象。这也是党内斗争的惯例。官办学术活动，他甚少能够参与。我以为这是成全了他。他精力有限，到为政治服务的官办学术活动上当花瓶，不如在家和民间同道切实总结一下自己的经历更有意义。这几年他出了两本短篇集，若干文章。可以看出他向他的先师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和“自由”又迈出了一步。季羡林先生执教逾半世纪，但他数十年作育英才最亮丽的一笔应数1989年到广场慰问学生。因此事冒官方之不违，“季羡林传”一厚本，无一字提起。父亲在给季先生新书作序时，明确赞扬他“劝勉”学生的义举。“西安事变”的真相，被歪曲了几十年，直到当事人张学良近年来开口纠正。这一段现代史，和父亲专攻的古代史无关，但父亲为文批评不尊重史实时，明知为当局所不喜，仍以此为例。由于思想解放和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他有许多要说的东西。去世前几天指示我修改关于吴宓先生的文章时，还说已就关于文化世家和旧制族谱重男轻女两篇文章打好了腹稿。
对于中兴人文学科，父亲并不盲目乐观。扬理工抑人文的基本国策尚未改变。去世前一个月，弟弟和我送他去中日医院参加所谓“院士”体检。这恐怕是国内理工科和人文科精英学人共聚一堂的唯一场合。两组学人人数，年龄和健康的对照正是两个学科现状的反映。风烛残年的文科“院士”以轮椅代步，而“早晨九、十点钟太阳”的理工院士健步如飞，突显出人文学科后继无人。我问父亲为什么比他年轻的同事，学生不能作为文科院士来体检，父亲说，当局不肯给他们院士名义，连父亲自己都是“假院士”呢。父亲耕耘过的人文科学，离繁荣还有很长的路。
父亲去世百日将到，是为祭。
2001.12.25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