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周先生

刘聪

  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上个月还曾打电话给周先生,说我有一些私事,这一段时间不能去帮忙了。周先生还很宽容的说,他的小儿子刚从美国回来,可以帮他写信,写书稿,让我们不必担心。听先生的声音,还感觉他状态不错,与以前没什么区别,甚至还带有一点高兴,可能是因为他儿子回来的缘故。没想到这已然是最后一次谈话。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几个同学有幸去帮周先生做一些写信和整理书稿的工作。先生的腿脚已经无法自如运动,右手也因患病不能写字,然记忆力特好,思路十分清晰,每次写东西,他口述,我们记录,几乎都是一气呵成,对此我们大为钦佩。最初我们是两周去一次,先生每次都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没有任何客套,打个招呼就开始工作,或写信,或回信,或是校稿子,或是写回忆录,到了一个半小时,先生很准时的说就到这里吧,然后一次的工作就结束了。很是紧凑。今年初,我们说没有太多的事情,要不然就一个星期来一次吧,先生虽然推辞说,你们有事情就忙自己的,但是显然很高兴。在为先生工作的这段日子里,先生的这种紧张感是非常明显的。他太急于写东西了。每次看到先生那么紧张,我们都劝说他,不要太过操劳,这样太容易伤神了。但是先生对自己脑中的那些往事显然很是珍视,希望能尽可能多的把他们都倒出来,留给世人,还给历史。在给一位友人的回信中,先生说到,现在系里有几个学生帮我写东西,这犹如虎生双翼,让我有重生之感。可见先生之心态。确实,象先生这样的人,有过那样丰富而坎坷的经历,中国又能有几人呢? 
  先生很是细心,有时我们会有一些笔误,他都会指出来。去年元旦时,我们送先生一张贺卡,今年开学初,去见先生,先生手里拿着那张卡片,说卡片很漂亮,就是写错了几个地方,比如周一良(先生)收,这里是不应该加括号的;学生:某某敬书,这里的冒号是不应该有的(后来才知道,先生曾经为此写过一篇小文章,并发表在某一份报纸上)。先生还常常问我们一些小问题,比如“世兄”是什么意思,我说是对稍微年长的人一种尊称吧,先生微笑着说,当年曾有一个人给胡适先生写信,抬头就是世兄,结果胡适看了很不高兴,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世兄是指世交的晚辈,或者是业师的儿子(此事记的不是很确切)。先生说完以后便不置可否,而我却感到如芒刺在背,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也是先生教导后辈的一种方式吧。 
  先生总是很安详,安详中带着一点威严,让人感到疏远的一点威严,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然而有一次,是去年的某一天,我刚一进屋,就感觉先生的脸色不太好,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是,刚刚看新闻了,出了一个大案子(厦门远华案),好象贪污了很多钱。当时的新闻报导只是蜻蜓点水,我把从网上看来的消息告诉先生。当时我的情绪有一点激动,先生显然也不象平时那样平静,当我说完时,先生本来直着的腰靠到了躺椅上,喃喃的说“中国可怎么办呀”,我分明看到了先生的眼里充满了泪水。那天,只写了两封信,先生就让我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都有点后怕,当时实在无所顾忌了,这样的情绪激动,对一个近九十岁的老人显然不是一件好事,然而,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先生,一个书生意气的先生。 
  先生对死确实很坦然,在给友人的信里,他经常提到这个问题,说自己现在这么着急的写东西,就是在为死做准备。先生也曾说过,我不祈求长寿,只希望能活到90,这样他就有时间把回忆录写完。先生的这个愿望虽没有达成,然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先生写了《钻石婚杂忆》、《大方先生年谱》、《哈佛三杰——杨联陞、吴于廑、任华》(题目不是很确切),出版了《弢翁藏书年谱》,还为一些先生的书写了序言,已然是功德圆满了。 
  在为先生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很想听听先生对一些人事或是物事的评价,甚至想听听先生自己在很多事情中的切身感受,对自己的一些评价。然而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这或者是因为他太急于完成自己的计划,又或者是他自己所经历的评价已经太多,不愿再去撕扯那些伤痛了。有一次我看到先生的床头放了一本〈花随人圣庵摭忆〉,我说您在看黄濬的书,先生很是惊奇,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书呢。我说做论文的时候,曾经用到过,大概的翻了一下。先生说,这个人极聪明,就是人品不好,当了汉奸,实在是可惜。又有一次,先生在看台湾中研院历史所编的傅斯年先生的一个集子,我说傅斯年先生很有霸气,也很会做事,先生很是赞同,连连点头,并且很高兴的让我把书带回去看。也许他以为我们这些年轻人已经不再关心这些过去的事情了,殊不知,我们也希望能从这些过去的人身上,去接触他们的内心世界,去理解他们,去理解我们所未曾经历过的世界。而周先生,他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他的同辈的故事,他的时代的故事。然而他内心里的故事,又有几人能知,几人能晓。先生的墙上挂着一副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可与言人二三”,当他用他惯常的语气平静的说,这是我一生的写照时,我看着他,无言以对。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