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一良老人

  我在人民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期间,通过导师沙知先生的介绍,开始到北大历史系旁听。 
北大历史系中国中古史的课,像吴宗国、祝总斌、张广达、王永兴、田余庆、吴荣曾等先生,我都听过;有的还不止一门,如吴、祝二先生。然而,周一良先生的课我没有听过,只听过他一次讲演;就是这次讲演,使我有机缘与周先生有所接触。 
  历史系给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开了一门综合性的公共课,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这门课最早是由时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的吴宗国先生提议开设并主持的,当时他还请陈苏镇和丁一川两先生作助教。其形式,最初是以讨论为主,后来似乎逐渐变成了以请人讲座为主。就在阎步克先生主持此课时,他请周先生来给研究生作了一次讲演,他来讲的题目是“清人笔记漫谈”。 
  当时周先生已开始了他晚年以自己家世为背景的研究,这次讲演主要是谈晚清人的日记和笔记中所记载的有关他曾祖周馥老先生的情况,其中引用最多的中华书局刚刚出版这久的《郑孝胥日记》。 
  我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三位作家最有兴趣,即二周兄弟和沈从文,特别是周作人,我很留意收集他的东西。当时河北教育出版社在继湖南出版周氏系列作品之后(主持这一工作的是钟叔河先生),出版了周氏的《饭后随笔》;这部书在文革前已计划出版,但因文革之起而不了了之,所以此次即以周氏的拟目加以印制。这部书中有一条是周作人回忆他当年在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的情形,题目是《周玉山印象记》,专门讲对周馥的印象。这是我在听了那次讲座后不久的事。于是我就将此文复印,寄给了周先生。这是我刚到历史所工作不久(1995年春天)的事。周先生给我回了信,除表示感谢外,还特别送了我一部北师大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周叔弢传》。不久,《读书》刊发了周先生谈周馥老先年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我给他提供的这条很不起眼的材料,并再次提出感谢。之后,他在给一部研究清代幕府的论著作序时,谈及其家世,再次引用此条,并表示感谢。 
  后来,《周叔弢藏书年谱》和他的近作《郊叟曝言》出版后,也同样托人送我一部。 
  后来,周先生的早年的学生、我们所的前辈学者何龄修先生几次都想带我去见见老人,但总没有机缘。去年冬天,他过米寿,他晚年的学生宝国先生约我同去,给老人拜寿。当宝国把我介绍给他时,他连说:“知道,知道。谢谢,谢谢。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早有交道。”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说:“有什么材料,再告诉我。” 
  我所提供的就是那么一条并不重要的史料,在我不过是顺手而已,但老人却总是念念不忘。这就是老辈学者的风范。 
  老人在晚年始终都很清楚,而且还在不停地写东西;这应该是老人最感幸福的。(并不是每个老人都能拥有这份幸福,比如我们所的张苑峰政(火良)老先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他虽然倍受帕金森的折磨,但在身边侍奉他的孩子对他十分孝顺,以至于老人说起他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说:“我们古代有二十四孝,他应该是第二十五孝。”同时,他也很乐观。他给我们介绍了在因病痛而行动不便的情况下,自己发明的许多生活小技巧,比如怎么自己能穿上裤子等等;还边说边高兴地比划着。老人在这种状态下达到这样的高寿,真让人感到高兴。 
  我第一次知道周先生,是在读大学时;世界史课,将他与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的《世界通史》列为学生必读书。听到他的名字,是在大三;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发他退休的消息(似乎是1986年秋季),我很诧异,想像中,这样的大学者似乎应该是作古的老老前辈了;当时对书有一种莫名的崇敬,觉得只有作古的人,他的书才会印出来。 (孟彦弘)

  附记:我是在23日返所时,从宝国先生处得知周先生仙逝的噩耗的。后生小子,虽无缘得列门墙,但总觉得应当写些什么,以表达我们对老人的怀念,于是在见到宝国先生的贴子后,也勿勿写了一篇。随后,又在29日前去向老人作最后的告别。老人的学术,应当让更有资格、更有见地的学者去研究、去论述,而自己与老人的接触实在少得可怜,只好东拉西扯,乱说一通;言不及义,难免有攀附之嫌,这也是应当说明的。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