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周一良先生

胡宝国

  得知周一良师逝世的消息,我并不感到突然。因为他已年近90,且体弱多病,“这一天”在哪一天到来的可能性都有。
  他自己也早有思想准备。80岁以后,周先生的身体每况愈下,大概因为这个原因,在很多场合他都喜欢引用明人笔记里的一段话。这段话大意是说有四种情形是长不了的。一是春寒,二是秋热,三是老健,四是君宠。在怀念吴于廑先生的文章结尾处,他写道:“最近三年,我连续失去了三位论交五六十年的挚友——哈佛的杨联升、复旦的谭其骧、武汉的吴于廑。因业务相近,三人与我关系密切,而噩耗传来,并未起昭告与他们三人从此人天永隔的震撼作用,却像是预报将与他们殊途而同归。”他就是这样,虽然热爱生活,但又总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死亡。三个星期前,也就是中秋节时,我的师姐去看望他,他说:“天堂已近,苏杭未去”,还惦记着去苏杭游览。可惜这个愿望永远不会实现了。那天,我因有事没有同去,师姐回来告诉我,老人喜欢吃点心,去的时候别忘了带些新鲜的点心。本想近期带着点心去看他,可惜,我这个愿望也永远不会实现了。生活就是这样,总会有遗憾,人人都是如此。
  我最早知道周先生的名字是在9岁那年。文革开始,红卫兵抄家走后,我帮着父亲整理散落在地上的书籍。其中有一本就是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扉页上写着:“如雷同志批判”,下面署名:“一良。”对此我大惑不解,既然称同志,那就是自己人,可自己人为何又要批判呢?在那个年代,在我幼小的脑子里,只有对敌人才会用“批判”这个词。父亲无心解释,只是摸着我的头说:“长大了就知道了。”是的,长大了就知道了,但无论是父亲还是我,都不可能料到,多少年以后这本书竟然成了我的必读书,而我也竟然成了周先生的学生。
  父亲也是周先生的学生,当他于上个世纪52年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因院系调整,周先生也离开了清华,到了北大。整整30年后,82年我又当上了周先生的研究生。这30年周先生经历了种种坎坷。基本上可以说,父亲毕业后,周先生就被迫改行研究上了世界史,而我当研究生的时候,恰好是他刚刚归队、重操旧业的时候。由于这个背景,父亲生前总是和我开玩笑说:“我是你的大师兄。” 人生真是不可捉摸。30年多少坎坷路,父与子竟成了师兄弟!
  见周先生之前,父亲向我介绍了他的情况。父亲说,周先生虽是大家,但没架子,很随和,很好接触。此外,周先生作学问很谨慎,没把握的话是不会说的。最后,我没有料到的是,父亲说:“周先生长的很漂亮,绝不在孙道临之下。”这三条都说对了。但是我要补充的是,他固然随和,但随和之中实际上还是透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威严。我几乎敢和所有的老师开玩笑,但唯独和他不太敢。
  周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们写的作业,不仅内容上他要严格把关,就是文字上他也绝不含糊。记得当时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正在《文史》陆续刊出。为了行文的方便,他用了浅近的文言。我也学着在作业中写文言。这一次周先生不客气了。他在我的作业上批道:“不要乱用之乎者也,这很可笑!”后来见面,他又再次跟我说:“你们还是写白话文为好,现在60多岁的人已经写不了文言文了。”当时,他70多岁。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写过文言文。
  刚毕业留校时,我懒散,几乎没有写出任何有份量的文章。周先生很失望,他对田余庆先生说:“他可不如他父亲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这评价给我以极大的震撼。从那以后,我才开始逐渐用功读书。到他80岁生日论文集出版时,先生对我才有了满意的评价。那里收了我的一篇文章。先生阅后给父亲写信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对我有了更高的评价。我给他看两篇新作。他来信说:“两篇视野广阔,考证细密,发前人(包括我这老师在内)所未发之覆,读来很过瘾,有寅老风范,既出蓝,又跨灶矣。”当时读到这封信十分高兴。而今天呢,当周先生早晨刚刚离去后再读此信,我只是感到欣慰,最终,我没有让他失望;最终,他是以一种满意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今后的岁月里,老人这温暖的目光势必长久地伴随着我。一位外国历史学家曾说:“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问答交谈。”其实,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这些现在的研究者与过去的研究者之间的问答交谈也将是永无休止的。从周先生的著作中,我们仍然会时时受到教益。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