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一良师
范达人
2001年十月二十三日清晨六时许，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铃声。奇怪，那么早谁来电话？懋萱从北京告知：”周一良先生病逝!”
惊闻噩耗，仰天长叹，欲哭无泪。往事历历，浮现心中，滴滴点点，难以忘怀。他为我写过一张大字报
那是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文革的毒焰正弥漫着神州大地。当时，我顶着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还在监督劳改之中，一日早晨，我去北大历史系住地三院打扫厕所与过道,赫然看见南墙新贴出三张大字报。标题为：应该解放范达人。大字报末尾的署名是周一良。我读着读着，热泪盈眶，哭了。我一直后悔，当时没有把大字报的全文抄录下来，但其本内容至今仍铭刻我心。周先生写道，范达人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他十五岁就参加革命军队；范达人虽犯了严重错误（指文革初期反对聂元梓大字报和所谓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笔者注）但还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的四类干部；应该允许他回到群众中去，将功补过。“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人废言，慎重地考虑我的建议。”人们应该知道，当时的周一良先生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跟我一起监督劳改过，他身处逆境，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这位苍苍白发的老学者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要人们不要因人废言，为一位年青的晚辈学生亲笔挥毫呼吁公正。（我当时是一位毕业才几年的新助教和一度担任过历史系团总支书记的芝麻官）这是何等高尚人格和人品!
但是，在北大文革势力的控制下，周先生的呼吁引来的是：“解放范达人就意味着老保翻天”的喧嚣声。我依然被打入另册，但周先生的义举却使我终生难忘。稍后，周先生又凭着他刚直不阿的本性，在北大群众大会上，怒斥聂元梓的倒行逆施。为此，他引来了一场大灾难。本来打算让他进入系领导班子，作为三结合的干部，刹那间又被诬为美国特务、反共老手和老保翻天的急先锋，遭到毒殴，抄家，关入牛棚。当时我虽内心痛恨他们的诬陷与暴行，却不敢象周先生那样为伸张正义，挺身而出。而是苟安在校文革举办的干部学习班里偷生。相比之下、自己显得渺小和卑微，至今犹感惭愧和内疚。诲人不倦，真诚待人
周一良先生在学术上也是我诲人不倦的恩师。我的思绪不禁回忆起，与他相识后四十多年来的种种情景。第一次与周先生个人接触是在一九五八年，当时他任历史系副主任，主管科研，执编〔北大史学论丛〕，在一次会上号召大家踊跃投稿，我一九五五年考入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了两年捷克语后转入历史系，从捷克文报刊上编译了一篇报导捷克斯洛伐克第三次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学术通讯，交给周一良先生。不久，他就告诉我：“这篇稿子很好，可用。我只把译文中憧憬两字改成向往，行吗？”还亲切地问我何以懂捷克文云云，一位学贯中西的老教授对年青学子是如此的平易近人、和霭可亲。这是周先生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后来，周先生亲自给我们讲授亚洲古代史，还听过他论日本明治维等多次学术讲演，深感他学问渊博。一九六二年我们这一届学生即将毕业，时任党支书的张德真同学和我一起去周宅，请周一良先生给我们讲治学经验，他欣然允诺，到学生宿舍与我们漫谈近三小时。他说，你们有的同学说快出去工作了，感到心虚。我倒建议把心虚两字倒过来，改为虚心。北大的毕业生往往自高自大。在这次座谈中，周先生谈到历史研究中要掌握好六个 W。他说：我在燕京大学念书时，洪煨莲先生给我们 讲授研究历史方法，洪先生常说，掌握五个 W，就掌握了历史。所谓五个W者，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也。我认为这五个W确实很重要，但我主张要增加一个更大的W--WHY（何故）。有了WHY这个W，研究才更深入。接着，周先生又谦虚地说，我虽勤奋，但聪敏深思不如邵循正。聆听他的经验之谈和循循教诲，真是如沐春风，终生受用。一九六三年，我在北京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一九三八年慕尼黑阴谋的论文。同年，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约，我写的〔慕尼黑阴谋〕将于某日播出。我把此事告诉周先生，周先生果真按时打开收音机去听。老先生是如此关心我的长进。一九七二年，〔红旗〕杂志约我们写关于”读一点世界史”的文章，我和历史系几位同事共同写作了四篇此类文章，连续发表，并全国转载、广播，影响很大。每篇文章发表前，我总是把清样送到周先生手里。他一丝不苟，十分认真仔细地审阅，从观点、史实到字句、标点符号，一一写出书面意见，他为此默默地化费了很大的心血。国外一些学术机构邀请他或历史系派人出国交流。他一再提议让范达人这些年青人去。
一九七三年四至六月，我作为夏鼐先生为首的中国考古小组的成员，应邀到秘鲁和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临行前，周先生特地向好友夏鼐交代，要他对我多加指导和关照，使我此行获益非浅。考察回国后不久，周先生作为当时的历史系领导，令我筹组美国史研究班子，以适应中美关系发展的形势和要求。我当即邀集近十位历史系同事商讨此议，大家劲头十足，希望在一九七六年，即美国独立战争两百周年之际，搞出一批研究成果。但这不过是”一枕黄粱”。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被调入”梁效”，勾销了我的”美国史”梦。在”梁效”干了三年，受审查了三年。时光流驶到一九七九年，此时的我，是一个审查未了、待处理的对象，一不准讲课，二不准写文章，三不准出头露面，只许做一些资料打杂工作，命令我为〔沙皇俄国扩张史〕一书作人名地名的中英俄日文对照表。这时，周先生的处境与我一样，他知道我不懂日文，主动伸出援手，说：“我可以帮你搞日文部分。”短短的一句话，它包含何等高贵的真情啊!
到了八十年代，三不准禁令解除了。周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他把开设〔史学概论〕新课的任务交给了我，并积极支持我对比较史学的研究与教学。一九八八年，我为了到美国进行比较史学的学术考察，申请索罗斯基金，周先生和汤一介先生分别为我写了推荐信。周先生写道，范达人”从事比较史学有年，著作、译文多种”，希望能支持其赴美考察。往后程序堪称顺利。一九八九年三月，我踏上了赴美航程，随即成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从此，掀开了我人生之旅的又一篇章。策励我写出真实历史
周先生一再强调，写史要求真。他大量的研究成果中，都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称他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史学宗师，是当之无愧的。不过，我这里要讲的是，周先生和我共同经历的一段历史……“梁效”往事。
我到哈佛大学后，先后遇到不少中外学者，他们都对显赫一时的“梁效”怀有浓厚的兴趣，希望我能写本书，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还请我就此作过一次讲演。我把这些情况当面告诉周先生，他立即表示：应该写，要写出真实历史。
我虽着手去写，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度迟缓，拖拖拉拉。大约在一九八九年底，我收到周先生寄来的关于文革中的经历、包括”梁效”的回忆文字，秉笔直书，鞭策我写出信史。后来，他的自传《毕竟是书生》公开发表，其中关于“梁效”段落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关注和争议。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作家文摘》也在第304期上予以转载，影响很大。我觉得他写得真，有胆识。有两处还提到我，令我感动。原文如下：“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代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一位写文章的主要笔杆子则从严发落，未经法庭审判，关进监狱达一年之久。”读着这两段文字，我内心激动不减当年。这位年逾八旬、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又在不畏风险地呼唤公义与良知，揭示历史的真相；也为我“写出真实历史”作了示范。
近些年来，我每次回国探亲，都不止一次地去北大拜访周一良先生，促膝谈心，聆听教诲。每次见面，他都问写书的进度，希望我抓紧。在周先生和其他友人一再策励下，我《“梁效”往事》一书初稿终于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完成。当即用特快专件从美国寄给在北大校园居住的周一良先生。周一良先生患帕金森病多年，几成偏瘫。他还是立即看完书稿，因右手瘫痪，用颤抖的左手，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书稿提了八点意见。现摘录其中几段，与读者共饷。
“达人同志：左手写字既困难又不好认，但此信不宜假手他人，凑乎看吧，意见如下：
一，叙事真实确切可信，文笔流畅，如环境允许，我认为可出版，应出版，以示人真实历史，以正视听。
国内如不行，可交香港出，再内销。”
“三，77年1月大字报全文抄入，极妙 !三人不知署名否？如署名，不论真名或化名，都照抄不误。”
“五，调来主持〔历史研究〕是复旦的胡绳武，非历史所余绳武。”
“七，142页应是专心致志，非孜孜。”
“此稿我未示任何人，出版前是否保密？望告 !
敬礼 !
夫人好 !
一良左手 九九、二、二五”
这是一封多么珍贵的信函，它洋溢着人类最美好的一种情感----真诚的关心和爱护。
遵照周先生的嘱付，书稿于九九年三月寄往中国香港特区，香港明报出版社在收到稿子后，仅化了一个多月功夫，就于一九九九年五月正式出版发行。我总算没有辜负周先生的厚望。
周一良先生，我的好老师 ! 您不会死，您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
写于美国拉古那山庄
2001年10月30日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