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作乾嘉殿后军的哈佛博士

  (10月24日,惊闻我校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仙逝。在3年前,我曾因做他的人物专访而拜访过老先生。先生儒雅的风气至今还历历在目,只是人已故去。 
  周先生家学渊源深厚,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小学功底和外语基础,后又在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受正统的西方教育。可以说是学贯中西。他为人谦和,对友人和学生都待之以诚,体现了儒者的忠恕之道。先生治学严谨、为人坦诚,是后辈学人的楷模。 
  现重新编发3年前的旧文,算是对周先生的告慰。) 
 
  1985年3月的一天,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内,日本的汉学家济济一堂等待着讲座的开始。在黑板上详细地写着主讲人的五代世系表。主持人池田温教授给每一位与会者分发了一份关于讲演人著作的详尽目录。随后,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登上讲台,用流利的日语讲解唐代节仪类型。他,就是有着“贵族身份”和哈佛博士学位的周一良教授。

 儒家思想

  周一良先生1913年出生于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名门望族。曾祖父周馥先后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祖父周学海与陈寅恪之父陈散原为同榜进士。其父周叔弢先生是继其叔父周学熙之后北方实业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叔弢先生还对文化有特殊的喜好,好收藏书画,是现代著名藏书家。他与陈寅恪之兄陈衡恪相交甚深。在这样一个传统贵族的家庭中,他受到了良好的传统式教育。十年私塾,不仅使他在国学方面学有根柢,对其思想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周一良先生在谈到儒家和西方思想时,坦言受“孔老二”影响甚深。先生常说:平常最服膺的是孔子所称的“吾道一以贯之”即“忠恕之道”。他自己在平时也亲身躬行,无论对师长、对朋辈、对后学弟子均待之以诚,蔼然有古人之风。 
  八十年代末,周一良先生与赵和平教授合写《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周一良先生不顾年事已高认真审阅书样。书将付梓时,赵和平教授要将周一良先生名署上。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些事是一名师长应该做的,执意不允。周先生最后说:“你现在不用靠我,可以自己打天下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回首往事,他说:“‘风物长宜放眼量’,事情放在较长的一段时光中来考察,就能较为超然,就能较为公正,就能实事求是,就能通情达理得多。”在1998年8月的《读书》上《还想说的话》中也体现了先生的态度:“‘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没有什么理由坚持对他们的行动采取不谅解的态度。”他的一位学生说,周先生是一位中国旧式的知识分子,这恐怕也是基于他身上那种深重的儒家思想吧?

 学者气质

  周先生不仅深得儒家之奥旨,还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虚怀若谷的学风。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周先生对史料的证伪、注释都下了大功夫,有时为了证明一个字的出入要用上百字详陈理由。历史系阎步克教授称这部论集为“学术精品”。在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最后已定稿的时候,周一良先生专门找到负责的赵和平教授,让他到出版社改掉后记中“师从”和“该领域”两个词。他说,在古文中,“师”与“从”为两个不同的词不能同用,“该”为古代文书用语不能与“领域”搭配。先生治学严谨由此可见一斑。《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的《读〈邺中记〉》文后,附上了田余庆、祝总斌的讨论函,既体现先生撰文时的慎重谨严,又显示出其兼容不同意见的态度。《〈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一文论及伊佩霞附录——《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可靠性》时,先生坦诚地指出了自己在1933年所做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评》一文中的错误。他在文中说:“将近五十年之后,太平洋彼岸的青年女学者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对于年近古稀执笔评介此书的引得序言的作者,的确有空谷足音之感了。”一良先生的学者胸襟于此可以窥见。

 史家学术

  周一良先生在私塾受过唐兰、张悫等名师的指点,又在哈佛受了八年西学的熏陶,可谓学贯中西。他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将中国的微观研究与西方的宏观研究熔于一炉,更可谓别具一格。 
  周先生说:“史学是建立在历史材料基础之上的。”先生自言,“回忆60年前在私塾中,最喜读王引之《经义述闻》和王国维《观堂集林》,极为中举证之详赡丰富,分析推理之细密周到,极为折服。”私塾教育使先生对历史材料的考据十分重视。八十年代初完成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堪称周先生史料考据的代表作。书中收入文章340余篇,主要是对二史十书这的词语进行考证辁释。在一篇篇短小释文中,周先生运用其深厚的小学功底,旁证博引,披荆斩棘,清除了不少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文字上的“拦路虎”。通过解释中古文献中的只知其音不知其意的习见词语,为后人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周一良先生曾给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寄去的两篇魏晋南北朝史论文。川胜义雄复函云“《三国志札记》诸条中该博之知识与精密之考证,至为叹服。要之,实痛感我辈外国人终难与本国学者相匹敌耳。” 
  周先生不仅只注重材料的考证,还在材料的叙述上追求全面深入。他在谈研究历史方法上除强调洪煨莲先生讲的,研究历史,五个W(即 who,when,where,what,how)之外,还加上了一个更重要的W——why。周先生的论文往往从史料中找出其内在的必然,在平易之中往往发他人的未发。《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由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论述转入中西编年体和纪传体发展其性的迫索,从而引出的关于“人类思维脉络”的灼见,启迪我们去思索历史、文化等方面人类思想发展的共性。《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从为“世路艰难”、“不复跨马”这两个令人费解的词正义出发,廓清了刘义庆在宋文帝时面临猜忌和诛杀的形势下“清谈图免祸”的窘境,揭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中,作者通过联系唐时日本皇权较弱、豪门专权的社会状况,指出日本缺乏科举制和宦官制移植的历史条件和土壤,使日本在“全盘唐化”时期为何独不引进科举制和宦官制这一困扰学术界的难题迎刃而解。 
  周一良先生在自传中用“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各种行业的小伙计,没有一行是老师傅)来自况。然而,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佛学、“敦煌学”、中外关系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都有建树,其中的大部分论著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有的则开风气之先。九十年代先生尽数年之功翻译《新井白石自传》并有数篇关于新井白石的论文。为此,他被授予日本传统文化研究最高奖——山片蟠桃奖。他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人。由于周先生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1985年周一良先生受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与文明发展史》第三卷编委会委员,撰写中古代朝鲜、古代日本两节。著名史学家《剑桥中国史》第二主编杜希德称周一良先生是“第一流的史学家”。(姚骏,作于1998年10月,摘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