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周先生
罗新
前天和张帆、新峰去玉泉路的时候，还说起周先生，我猜想他会长寿，会超过冯友兰先生。
因为这样想，我没有一种紧迫感，所以这些年几乎没有主动去看望他，都是因事偶尔去他府上，小坐即走。忽然得知噩耗，痛悔和自责就弥漫心头。将无同一定有同样而更强烈的感受吧。
周先生的身世从来就倍受关注，无分雅俗中外。我从前在旧书摊上买到过一本民国出版的《周学熙传》，有一次在周先生府上，提起来，周先生微微一笑，不置一词。我想，他并不是对这些掌故津津乐道的。事实上，周先生自己，用了更多的精力、更大的热情，叙述他本人和同辈师友的经历，并从这些经历中映照历史。“知人论世”，周先生有不可及者。
周先生无疑是现代学术史上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历史学家。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具备了无可匹敌的学术素质和学术训练，曾经肩负师友的“继承陈寅恪先生”的期望，而且，我们也知道，周先生在49年以前那极为短暂的时期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几乎注定了他必将继承寅恪先生衣钵的光辉人生。然而，生当壮年的周先生，迎来了近代中国百年历史中最为沉重的时期。在天翻地覆的历史洪流面前，人的卑微和生命的狭窄，散发出多少令人无法卒读的悲伤篇章啊。
对周先生50多年来的人生，学界有各种议论，我想这就是求全责备于贤者的意思吧。有些议论，在批判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缺陷的同时，对前人出奇地苛求。苛求往往是不愿深入人心深入历史的结果。一位了解周先生极深的先生对我说，周先生所做的一切，都出自一个“诚”字，不了解的人，却容易看成“伪”。不管怎么说，周先生的一生，具备了经典意义，他对国家前途的关怀，对民众疾苦的敏感，对读书人自身弱点的摈弃，对光明和理想的向往，反而成为他对于历史强力容让乃至屈己相从的本质动机。这是5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
周先生是一位贤者，也是一位智者。关于他本人及其家族优美品格的故事，实在太多。作为中古史的一个后学，我主要是从周先生的著作中去认识他，接近他。无疑，我已经受惠良深，而且，在今后的学习中，还将继续受惠。只是今后，在和人谈起周先生的卓越贡献时，脑海中出现的那位慈祥智慧、蔼如春风的老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周先生是那样的通解三教，他一定不喜欢这时候我写出过于伤悼的文字。今天上午，在知道噩耗以前，我正在和几个朋友整理汉魏六朝墓志。这个工作，想来周先生会是喜欢的。在谈起墓志铭辞时，我还举出陈后主为江总所撰孙炀墓志附加的一段铭辞。现在我就用几句铭辞，来送别周先生：
“秋风动竹，烟水惊波。几人樵径，何处山阿？今时日月，宿昔绮罗。天长路远，地久云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