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谙政治，且不曲学阿世的历史学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张 寄 谦

 

1952年的夏季，全国高等院校开始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之文理学院各系与北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从沙滩迁至在和珅园子基础上建起的燕京大学原址，北京大学的史学系改称历史系。我1949年清华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院系调整后到北大历史系任系教学秘书，也即从这时起，我开始认识了邓广铭先生。在其后的几十年间，我对邓先生了解越来越多，特别是1958年《光明日报•史学》专刊改由北大历史系独负编辑之责后，我作为执行编辑之一有了更多的机会认识他的学识与为人。

在我的记忆中，初见的邓先生是一位性情十分豪爽的人。当时清华的教员中以江浙闽籍人士居多，他们讲话多是北调中带有南腔，而邓先生是乡音不改，一口纯正的山东话使人觉得平和易近。当时，刚刚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广大知识分子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中国的教育搞上去还是充满着热情的。我第一次与邓先生见面，他就向我谈起了出自山东的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著名活动家王烬美，并十分坦率地表示，王烬美是给予他青年时期很大影响的杰出人物。

王烬美，原名王瑞俊，字灼斋，1898年生于山东省莒县北杏村一个佃农家庭。在参加中共一大的12名各地小组的代表中，王烬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因为一大代表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多数人家境较好，只有王烬美在农村为地主当过几年佃农，这在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中是罕见的。王烬美为山东地区的建党起到了奠基作用，从上海到北方的工人运动，乃至在莫斯科也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也是中共早期为数不多的见过列宁的党员。

邓广铭先生所以会对王烬美有一种崇敬之情，除了都是山东人，应该是与其本身家境并不宽裕有关，而王烬美对他来说恰恰是一个出身贫寒，自学不辍和奋斗不息的典范。王烬美出生父亲便病故，寡母本无钱供其读书，正巧本村一个同姓地主家需要找一个孩子为自己的儿子陪读，便选中了聪明伶俐的王烬美。后来，他失学三年半，又上了本村私塾，因品学兼优被破例免交学费。17岁时，他小学才毕业，又因家贫失学，为地主当了三年佃农。此间，王烬美在艰苦的劳作中仍不断借书来读，因而未荒废文化知识，于1918年他20岁并已娶妻后考入免费读书并提供食宿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当时，出身这样寒苦的青年能考上省城的学校是极为罕见的。

邓先生本人是于1923年、16岁时考入省立第一师范的[1]。虽然那时王烬美早已不在第一师范，但因王在五四后已成为济南城内颇有名气的学生运动带头人，而且王多才多艺，长于绘画，懂书法，擅长音乐，尤其具有卓越的讲演宣传才能，使其已成为济南乃至整个山东青年心中的俊杰。据记载，1923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王烬美在济南以平民协会名义组织纪念会，自己画了一张一米高的马克思炭画像挂在主席台中央，然后生动地介绍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四五百之众来听讲。对这样一位卓越校友，邓广铭自然是佩服之至。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邓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述过王烬美对他心路历程的影响。

近年很多回忆邓先生的文章中均提到胡适、傅斯年对他的影响，谈到大师对他走上治学之路的关键作用，当然也包括他听周作人讲课整理的笔记所发挥的机缘作用。而据我在1950年代初与邓先生的接触，王烬美这位带有英雄色彩的人物也对他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邓先生并非出自大户人家，我记得当时他对我回忆起他的母亲时，说母亲当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平时表现出极度饥渴的症状，但因家中拮据，婆婆（即邓先生的祖母）坚决不让儿媳多吃，母亲十分可怜。邓先生谈起这些往事十分动情，我想这些经历奠定了邓广铭先生一生中对劳苦大众极具同情心，同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年青时也不乏理想主义激情，这从他在1927年师范二年级时因反对军阀任命之守旧派新校长，参与发起全校学生罢课，最后被开除学籍这件事上也可找到痕迹。根据他自传的记载，1924年秋，邓先生在省立一师加入由高年级同学创办之“书报介绍社”，得以恣意浏览南北各地所出之新书，受到了“真正的启蒙教育”。对历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业、具有高亮奇伟志节的英雄人物起了无限憧憬之情。[2]他以后围绕宋时的几位大英雄做了前人所未有的深入研究，从其对岳飞、辛弃疾、陈亮等人物充满激情的考据中，我们今天是否能找到邓先生在青年时期即形成的一种英雄情结？

始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反思这一政策。院系调整为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全盘学习苏联的教学体系，包括完全按照苏联的专业设置和教学大纲改造中国当时既有的大学。应该说，院系调整对当时北大、清华、燕京的资深教员触动是很大的。

1949年翦（伯赞）老进城后，被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聘为教授，由于当时翦老的中共党员身份尚未公开，清华的资深教员多认为翦老不过是个“国民党的改组派”，是在和平民主新阶段时期较活跃的一位民主人士，对翦老的《中国史纲》很陌生，况且当时西周封建论也非不易之论，较多人知道的是他写过《桃花扇底看南朝》。当时，北大、辅仁等一些学校请过翦老去讲课，而清华历史系则从未邀请翦老到清华讲课。近年看到章怡和的回忆才知道还曾出过“座谈鸿门宴”的事情，即北大史学系主任郑天挺请郭沫若、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去座谈马列主义史学，结果半路杀出一青年教员大谈西方史学，使得翦老大怒，“出门，即愤然道：北大的会是在唱鸿门宴，幕后导演则是向达。”[3]院系调整方案一公布，大家才知道翦老将出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一时清华、北大的一些资深教员的复杂心理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清华、北大及燕京的部分教员的重重顾虑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当时，我记忆中的邓广铭先生是扮演了促成一个容纳各方人才的北大历史学系的角色。在这一时期，邓先生频频与几校的资深教员会面，努力通过友情联络聚合这些当时在中国不可多得的历史学人才。当时北大还在城内，邓先生经常邀这些教员到位于西四大街的同和居、沙锅居聚餐。据传同和居始于清乾隆年间（1822年），有意思的是这家在1940年代就位居北京“八大居”之首的菜馆是以经营鲁菜为主，这里的烤馒头外焦里嫩，特色菜肴如出自宫廷的名菜“三不粘”（不粘盘、不粘筷子、不粘牙）更容易受大家欢迎。离同和居不远的沙锅居也是邓先生经常邀即将的同仁聚会的地方，那里的沙锅煮白肉据说历史就更久远一些，当时作为系秘书的我也多次参加了这样的聚会。我并不了解这其中是否有翦老发挥他调和鼎鼐功夫的影响，但我看来，邓先生当时是很想借助院系调整这样一个契机，聚拢当时国内最好的历史学人才，进一步提升北大历史系的地位，而且他也确实为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在北大历史系的系史上是应该记上一笔的。

文革后，邓先生为历史系的建设做了很多工作。商鸿逵先生早年曾对赛金花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这一段历史进行过研究，而他的这一研究在文革前曾成为对其学术成果进行贬低的重要依据，致使他在北大迟迟未能评上正教授。阎文儒先生早年曾随向达先生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河西敦煌考察，他拍摄的大量的照片对研究中外交通史、西域史、莫高窟壁画艺术等都有很高的价值。然而，由于阎先生本人不善言辞，著述较少，也是一直停留在副教授的职称上。邓先生为正确评价他们二人的学术贡献做了不少工作，在职称评定会议上，他提出商先生早在解放前中法大学时就已是正教授，当时学术造诣就已达到水准。提出阎文儒先生在西北考察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应该予以解决教授职称问题。就这样，邓先生力排众议，使这二位解决了因过去历史条件造成难于解决的正教授职称问题。

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刘浦江写道，“邓小南在谈到她父亲时曾说：‘我觉得他是很想做傅斯年那样的学界领袖的。’文革以后，邓广铭教授的学术地位和崇高声望使他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样为史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充分把握了这种机遇。1978年他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后，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北大历史系的“中兴”大业。今日北大历史系能够重振雄风，邓广铭教授的“中兴”之功实不可没。”[4]我很同意这个评价，文革之后邓广铭先生能出任历史系系主任可说是众望所归，他在担任系主任的那几年里抓住时机，为把北大历史系办成国内学术地位最高的教学与研究单位付出了努力，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我以为，文革前的十几年间，即自院系调整后，邓先生为提高历史系的地位做了不少工作，可以说，北大历史系能奠定其今日在国内的地位是与他分不开的。1949年前的文科教员中，既能做学问又能治理校系的学者固然不是凤毛麟角，但也不是很多，时至今日国内文科教员真正能做到像清华工科教员那样出色地“双肩挑”的恐怕也不多。而邓先生在这方面确实是有他独特的才能，否则，当年傅斯年也不会独挑他来出任北大校长室秘书吧。

自1950年代初至朗润园公寓建成前，邓先生一家居住在中关园一公寓204号，与我的住所仅一墙之隔，是实实在在的近邻，我作系秘书的一段时间也能常常听到邓先生在学术委员会上的发言。然而，真正与邓先生熟悉起来，还是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创办之后，在那段时间里能得以在邓先生的领导下进行编辑工作，从而对他有更深了解。

1953年《大公报》停刊，《光明日报》创办《史学》专刊，当时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家轮流负责编辑，上面总负责的自然是范（文澜）老与翦老二位。而在实际工作中，北师大与近代史所均不甚积极，感到办刊是一个额外负担。这时，是邓先生提出北大可多承担编辑工作。

《光明日报》的穆欣回忆到，“后来轮到由北大执行编辑负责审稿的月份，邓广铭建议将办公地点移到北大历史系的一间办公室里，不料他们二人（指近代史所荣孟源、北师大白寿彝）都不肯来。经过范文澜与翦伯赞商洽，《史学》的编辑工作改由北大历史系专负其责。最后即由翦伯赞选定北大古代史教研室的汪籛和近代史教研室的陈庆华、张寄谦在邓广铭领导下负责《史学》的编辑工作。”[5]应该指出，穆这里的回忆有不准确之处，实际自1958年《光明日报·史学》专刊改由北大历史系独负编辑之责起，即由邓广铭、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任执行编辑，邓广铭为此四人小组之组长，汪籛从未参加过编辑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光明日报》收回了《史学》专刊的编辑权，我们也就此结束了这项工作。由北大担纲负责编辑的《史学》专刊得到了普遍的肯定，通过这个专刊实际上推动了当时国内的史学研究，也可说对当时国内的学术讨论掀起过高潮。这些当然都与邓先生指导有方不无关系，我个人在他的领导下也是获益匪浅。从办《史学》我又想到邓先生另一方面的才华，这就是他办报办刊方面功力不凡。实际早在1933年，邓先生26岁时就与北大同学共同编辑文学刊物《牧野》。1934年，与同班同学傅乐焕、张公量共同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名义上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子水主编），开始于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国闻周报》及《益世报·读书周刊》等报刊发表书评等类学术文章。1942年任中国文化服务社编审，主编《读书通讯》。1946年10月，任天津《大公报》副刊《文史周刊》执行编辑（胡适主编）。[6]所以，今天想起来，一个人能够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教学研究单位治理上有远见卓识，同时在学术刊物编辑思想上又有独到之处，在北大文科中恐怕邓广铭先生为第一人。

北大历史系在文革结束前的十几年间，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历史系的教员也就此经历了不同常人的考验。今天回想起来，邓广铭先生在这段时期内基本上没有卷入历次政治斗争之中，与系里其他的资深教员相比，他受到的政治冲击较少。我以为，邓先生在历史系资深教员中头脑最清醒，可算是深谙中国政治斗争规律的一位知识分子。据记载，邓先生在双反运动中曾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四把钥匙”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被称之为“白旗”要予以拔除。但当时许多资深教员都受到过类似的错误批判，相比之下，邓先生毕竟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未受到重大冲击。

据记，在历史系1997年春节团拜会上，邓先生极其率直地表白了自己的一段心曲：“老实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我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7]我理解，邓先生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既包含了不为一些问题做无谓牺牲的策略，也包含了不为学术研究做出违心结论的原则。他没有为迎合政治的需要去批判傅斯年、胡适，尽管这在当时有可能改善他的个人处境。回想文革中，我们很多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懂政治，看不清表面口号之下的东西;另一方面分不清政治与学术，把投身“无产阶级政治”当作成就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我想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确实“毕竟是书生”，而看邓广铭先生的一生，他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他能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那么大的进展，确立了自己在一个方面的学术领先地位；另一面，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又没有在人格方面落下大的遗憾，同时也未受到猛烈的政治冲击，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罕有的历史现象。后人在研究一个当代中国学者的同时，也可以从其个人品德、思想轨迹等方面探寻其成就，邓广铭先生可以成为一个典范。

 

 

为纪念邓广铭先生百年诞辰

2007年3月9日写于中关园4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