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中国宋史断代史研究主要奠基人邓广铭先生学习宋史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陈   振

 

 

邓广铭先生，字恭三，山东临邑人。1907年3月16日生，今年正是先生的百年诞辰。作为先生早年的学生，回忆起先生引导我步入宋史研究领域，以及对我的教诲与栽培，使我终身投入宋史研究，以期取得一些成绩。

邓先生是中国宋史断代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叙述了邓先生在宋史研究领域取得最高成就之后说：“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1]确认了邓先生作为中国宋史断代史研究主要奠基人的历史地位。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一代宗师邓广铭先生，在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勤奋耕耘，取得了宋史研究领域空前的学术成就。十卷本《邓广铭全集》，近五百万字，汇聚了先生各方面的学术成果。[2]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邓先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倡导宋史的断代史研究，开拓宋史研究的不同领域，推动宋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引导宋史研究潮流，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是我撰写的介绍文章中不可能完整阐述的。在纪念邓先生的文集《仰止集》中，[3]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文章中多有论述，也只是从不同角度叙述邓先生学术成就的某个侧面。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在我撰写《中国通史》第七卷的《宋史研究概况》中，[4]曾介绍了邓先生是中国宋史断代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以及对宋史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只能算是浮光掠影式的叙述。这里想说说当年受业于先生，以及毕业以后先生对我的关怀，以纪念先生的百年诞辰。

当我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时，已是实行五年制的第二届。二年级时，邓先生为我们上中国古代史下半段的课，要求学生写学年论文，并为三年级开始的分专业学习做准备。我的学年论文《北宋的河患》，虽然只是叙述了北宋时黄河泛滥及治河的过程，在一次拜见先生时，先生肯定了我从原始资料入手的做法，并说有点入门了。当我说到《续资治通鉴长编》某处上下文的文意不连贯时，先生看了原文后说：“看来你还比较细心。”邓先生在历史系的教师中以严著称，对学生少有许可。得到先生的勉励，决定师从先生学习宋史。

邓先生最初住在中关村第一公寓，后来迁至朗润园第十公寓。我从写学年论文开始，就不时拜访邓先生，先生对我们几个学宋史的大学生的要求，大体上与对研究生的要求相似，但不太严格，对各个学生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先生要我先看《宋史纪事本末》，了解宋代基本情况后，再将《宋史》的“志”与《文献通考》的“考”对照着看 ，我则主要想从中找出毕业论文的题材，没有严格按照先生的要求去做。到三年级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已大体上选定了两个题材，一个是王安石与司马光对役法改革认识的异同与演变，但涉及面宽，不易驾驭。另一个是《宋史》与《文献通考》对保马法的叙述，似都有失误，而涉及面相对较小，倾向于作为毕业论文的题材。我向邓先生做了汇报，并说毕业论文中似应有自己的研究成果，邓先生虽然肯定了我的设想，却并不赞成我马上投入毕业论文的写作，认为三、四年级是打基础的时期，多看书，扩大宋史各方面的知识，不能过早钻入具体问题。不少事是从唐、五代时演变下来的，有精力和时间，还应看唐、五代的有关书籍，还说我对毕业论文要有新成果的想法很好，一般说来大学毕业论文并不要求一定有新成果，只是培养具有初步的研究能力。但毕业以后写学术文章，则必须要有新成果，不能写些人云亦云、浪费纸墨的文章。先生的这一教诲让我牢记一辈子。

在一次拜访先生时，说起《东都事略》史料价值时，我说清末民初的学者认为清初的五松室刻本与清末的淮南书局刻本最好，前者已难见。淮南书局本也是影刻南宋“眉州程舍人宅刊本”，但卷首的“邪”字刻作墨钉，是不了解“邪等”的含义，认为“邪”是错字而然。先生说他有一部《东都事略》，不作墨钉而是“邪”字，要我看看。我一看，果然如先生所说，但心里总有些疑惑，于是仔细观察这个“邪”字，看上去似乎毫无破绽，不自觉地用手摸着“邪”字，顺手将书页对着阳光看了一下，发现了书商作伪的痕迹。就说书商虽然挖补得很逼真，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从纸张陈旧的程度看，应是淮南书局本。先生接过书看了后说我很细心，并说做学问也要细心，才能发现问题，然后才是解决问题。

按照先生的要求，在三、四年级时，不仅看了《宋史》的“志”，还看了新、旧《唐书》和《唐会要》、《五代会要》，以及《通典》、《文献通考》的相关部分，为了加快速度，不做卡片，只是偶尔做些笔记，只求有个印象，以便日后查检。正当准备五年级开始写作毕业论文的时候，却因1958年秋初北大历史系四、五级的学生（除考古专业外），全被国家民委派往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编写各少数民族的史、志，我们年级的毕业论文计划被取消了。

当1959年5月回到北大时，历史系的形势已有了重大变化，邓先生作为白专道路的代表人物，当作“白旗”被取消了教育权，但我却并不知道详情。在拜访先生时说起即将进行分配工作时，先生说此前他的意见在系里还能起作用，现在情况不同了，要我听从分配安排，继续进行宋史研究。我说如果工作单位资料条件好，就继续进行宋史研究，否则考虑改作唐史研究，因为唐史的基本史籍比较容易置备。邓先生表示赞成，并取出一部百衲本线装《旧唐书》，说是他1946年回北大时为教学而购置的，以后买了整套的百衲本二十四史，这就成了富余的，送给我作为研究唐史之用。

后来我被分配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当编辑，中华书局编辑部每年都有多所大学分配到十多名大学生，试用一、二年后只留下二、三个人，我知道这一情况后，不得不做被再次分配的准备。于是，我购置主要为准备研究唐史的史籍，不仅在街上购买了百衲本《新唐书》，主要是购置中华书局自己出版的《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书。中华书局内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几乎把工资都用来购买本局出版的书籍，可能认为我是为他人购买的，原先打七折的优惠措施（我已购置《宋会要辑稿》），在我购置《册府元龟》时改成打九折，又想购买《太平御览》时，竟然说没有货，我只得在外全价购买。我的业余时间也主要在看唐史方面的书，这也是第一篇论文是唐史方面的原因。[5]

我虽然没有能留系做邓先生的助教，但先生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是我的恩师。

1963年，邓先生恢复教学后，希望我回系工作。但是这时的我已是被中华书局试用期满后留下的三人之一，不肯放我走。我夫人贾佩新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河南工作，邓先生说翦老（已任北大副校长）打算在北大创办文史研究所，我可用照顾家庭关系为由请调河南。邓先生请赵纪彬先生介绍到他以前创办的河南省历史研究所（后改为河南社科院历史所），过二年再通过这一关系调回北大。这年十二月我到了河南历史所，专事宋史研究，后来由于大形势的变化，就一直留在河南。

1974年，人民出版社请邓先生撰写《简明宋史》，先生推辞后改荐我组织人编写。[6]几经周折，直至1985年才出版。虽然只是简要地介绍了宋代的历史进程，许多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而也没有新的研究成果，却是中国大陆出版的首部“宋史”断代史。

当白寿彝先生在1979年开始为多卷本《中国通史》进行组稿时，“请邓先生主编《中国通史·五代辽宋夏金史》卷（即第七卷），邓先生也推辞了一下，说让陈振写吧！”[7]并一直得到邓先生的鼓励。但本卷的初版，已是邓先生逝世后的次年——1999年了。

1980年10月上旬，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邓先生被选任会长。同月下旬，中美史学交流会在北京召开，邓先生出任中方代表团副团长。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上旬在上海时我填表是初级职称，下旬到北京开会填表是副高级职称。邓先生问起原因，我说八、九月间我单位进行职称评定，申报了中级职称，到十月中旬末，上级批准我越过中级成为副高级，院领导还口头告知，在即将进行的住房分配，以及出差的车旅费等，都按正高级职称待遇，而且给我个人安排单间的工作室，还将成立编制为八人的宋史研究室由我任主任。邓先生听后说：“河南社科院很重用你，不会放你走了，好好工作吧。”事后才知道邓先生正在考虑创立唐宋史研究中心（1982年成立时称“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邓先生任主任，今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邓先生听了我的情况后，可能放弃了原先想要我回北京大学的想法。

1981年以后，我又协助邓先生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辽宋西夏金史”的工作。1984年春，其中的宋史审稿会由邓先生主持在北大勺园召开。张希清同志（今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向我说起前些时候邓先生因某些事已不管“中心”的事了，经多人劝说仍未解决，请我再劝说。我向先生说，他建议创立的“中心”，是一项重要事业，遇到些问题、听到些言论是很正常的事，今后还可能有，不能因此放弃自己创建的事业，先生随后答应重新管理“中心”的事。张希清同志即要我向时任历史系主任的田余庆先生及前主任周一良先生说明这一情况，周先生希望我回北大协助邓先生工作，后因我工作的单位不同意而作罢。我终于失去了直接受先生教益的最后机会。1988年，邓先生退休，57岁的我也回到了家乡江苏的南京师范大学工作。

当邓先生年富力强的20世纪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前半叶，由于当时的学术环境，先生无从进行需要诸多考证的“宋史”断代史的写作，此后的“十年动乱”，更不可能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当七十年代末叶开始，学术环境得到了根本改观，而先生已年过七十，想致力于多部旧作的修订与改写，以致晚年将未能撰写辽宋金的断代史引为憾事。[8]其实先生的门生中多人希望先生撰写或主持辽宋金的断代史的撰写，王曾瑜研究员回忆说：“师兄陈振曾向老师（邓先生）提议，由老师出任主编，召集学生们合撰一部大型的宋史，却被老师所回绝。”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事。先生四十年代的门生漆侠教授，也曾有过“力请（邓）先生主持其事（撰写辽宋金断代史）”的想法，未能及时提出，否则“对（邓）先生、对我（漆先生）都不成其终生憾事了。”然而邓先生却希望他的门生撰写辽宋金断代史，漆侠教授回忆说，邓先生曾要他撰写或主持撰写宋辽夏金断代史。[9]漆先生晚年也曾想“完成一部‘辽宋夏金史’这一综合性大型断代史著作，成了（漆）先生的首要‘任务’。他计划要用四至五年来（与他人合作）完成这一‘任务’，最后要写出120万字的书稿。”遗憾的是，漆先生还未及动笔即突然病逝。以漆先生的门生为主，随即“研究如何继承（漆）先生遗志，决定合作完成这一重大项目。”[10]现正在进行中。

邓先生也希望我能致力于“宋史”断代史的写作。1974年推荐我组织人撰写《简明宋史》，后来还参加了审稿会，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当我应邀担任《中国通史》（总主编白寿彝）第七卷（五代辽宋夏金史卷）主编后，邓先生更是关怀备至，不仅出席了该卷编委会成立会并讲话进行鼓励，还为该卷上册题字。因为该卷涉及多个朝代，对于其中的宋代部分，邓先生要我尽可能自己写，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要写出特色。

邓先生当年要我扩大“宋史”知识面的教导，使我增加了多方面的知识，还养成了积累相关知识的习惯，为研究各种问题提供了程度不等的基础，使我能在主编《简明宋史》、《中国通史》第七卷时取得一些成绩。这首先体现在《简明宋史》上，我们在1982年向出版社交稿后，编辑吕一方先生要求补写北宋前期的官制，在遭到撰写该章作者的拒绝后，转而要作为两主编之一的我代为补写。由于我当年注意过宋代的官制，后来又进行了梳理，因而很快就补写了宋初的“行政机构和权限的调整”一目。[11]加上我写的一章中的“元丰官制改革”和南宋官制，这是最早的简要而较完整地叙述宋代官制的著作之一。如果我不是比较熟悉宋代官制，可以拒绝补写该目，因为我是第二主编。当时尚无其他著作可供参考，因而必将影响到该书的出版进度。

在协助邓先生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辽宋西夏金史”时，原先我只撰写宋代官制条目，然而当文化、政治、经济、史籍等方面的某些条目，主要是文化方面的，没有找到合适的撰稿人时，有时是邓先生的直接嘱咐，多数是编辑杨川先生在来信中说明是邓先生要我撰写的，这也可说是先生对我在扩大知识面的一次“考查”。

1987年3月，我到北京大学，为邓先生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辽宋西夏金史》分册，进行出版前的最后一次校阅“校样”时，[12]适逢先生的八十华诞，先生仍不肯为他进行祝寿活动，我们只得于先生的华诞到朗润园寓所进行拜寿，还有先生的一位早年的学生，以及张希清同志等。当时没有进行合影，只在室内从不同角度照了几张相，我恰好坐在先生右侧的椅子上，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在邓先生的华诞向先生拜寿，并留有照片作为永久的纪念。

由于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这套《中国通史》，体例与已出版的其他《中国通史》不同，从研究各朝代史的基本史籍、考古文物、研究史，到各种典章制度、宗教、风俗，直至重要历史人物传记，几乎是应有尽有。然而有些问题此前少有人研究，很难找到合适的撰稿人，如五代时县级及相当于县级官员的俸禄，不是政府支付，而是由某些民户负担等，而我已有了初步的印象；有些课题虽有学者多人研究，如宋代货币中创设的“交子”，这种将客户存钱多少写在纸上后流通的代币券即被称为“纸币”，早就引起我的怀疑，必须与西方纸币史进行对比研究。此外，如元祐初年禁止传授法律知识的原因，普遍使用高脚桌椅是唐末五代，还是宋代，等等，都是我依照邓先生扩大知识面的教导后，或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或已有初步的意向，加上邓先生要我尽量自己撰写宋代部分，只有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才能写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出特色，而这正是邓先生对我的要求。由于五代与宋初关系密切， 因而五代与宋代部分，除考古、科技与人物传记等外，都是我自己撰写的。为此，不得不将各个问题逐个地进行考查，努力去写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写出特色。但是由于篇幅与体例的关系，不少问题未能撰写或展开，始终感到遗憾，希望能出版一部基本上能反映我数十年来研究成果的断代史“宋史”。

1995年，《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为出版了一百部评传（共二百部），借座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邓先生和周一良先生等应邀出席，当时我任该丛书的副主编。在会上见到邓先生时，汇报了我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七卷（五代辽宋夏金史卷）的进展情况，以及遵循他的教诲，努力写出了一些创见，写出了一些特色，得到了先生的首肯。先生还嘱咐，既然是本卷的主编，就要对该卷全面负责，对其他作者的稿件要进行审查，不能出现重大失误。此后的二、三年内没有机会进京，这是邓先生对我当面的最后的教诲。我后来在审阅他人稿件时，也确实发现了二、三处较大的失误，我都将稿件的有关段落、语句，失误所在，我的修改意见，向总主编白寿彝先生汇报，请他征求原作者的意见并做最后裁定，因而减少了失误。我原先设想为了加快进度，而且各位作者都是相关方面的专家，我只要掌握好自己撰写的部分就行了。当时《中国通史》第七卷上册已基本完成，回来后又对其中的稿件再作审阅；加之下册人物传记部分，不仅作者较多，而且还有临时改聘等原因，因而进度受到影响，一直拖到1997年底才发稿。原想到1998年5月，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再向邓先生汇报该卷的情况。

可是，邓先生已于1997年秋冬生病住院，而我正为该卷152万字的稿件发稿忙得焦头烂额，心里想的全是争取早日出书，同时我也认为邓先生身体一向很好，偶然生病住院，不久就会康复出院。所以，只是请小南转告我的问安，请先生安心住院，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重新进行未竟的宋史研究计划。

然而，1998年1月10日，邓先生走了。17日我赶往北京送行时，默默地向先生汇报了《中国通史》第七卷的情况，去年底虽已发稿，极少数稿件还需作些修改，大概月底前可以完成，出书可能是明年春夏，遗憾的是先生已不及见了。我还希望有机会出版一部断代史“宋史”，能更全面地反映我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我早就企盼的事，还因为《中国通史》第七卷（五代辽宋夏金史卷），虽然是《中国通史》十二卷1200多万字中篇幅最大的一卷，然而人物传记差不多占了近一半，再除去其他朝代，以及文献、考古、研究史等，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宋史”断代史这部分，大约在三十五万字左右，加上体例的关系，不少问题未能撰写或展开论述。

不久，果然有了出版断代史“宋史”的机会，这是我多年来企求的最重要的事。由于已年近七旬，同窗中也已有多人辞世，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而演变，一旦发生“突发”事故，就有可能造成终身遗憾。

于是，在慎重思考以后，立即停止了正在进行中的宋人“评传”的写作并退掉约稿，随即辞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副主编，后又退掉准备了多年的校点宋代史籍的中华书局的约稿。离群索居，以求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撰写断代史“宋史”。其间除了为纪念漆侠先生赶写了一篇论文，以及应人民出版社的要求，为早年的《简明宋史》中我“负责”的部分，删除受“文革”影响的字句、段落，以应再版之需外，别无其他干扰。将我师从邓先生数十年来学习宋史所得，基本上都表达在这本五十三万字的断代史《宋史》中，篇幅也比《中国通史》中相当的“宋史”部分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并于200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前，“我虽在该卷（《中国通史》第七卷）的宋史部分，进行了诸多考证，以阐述此前学者尚未论及或欠缺之处，但由于体例和篇幅关系，许多问题未能展开或尚未阐述。此次《宋史》的撰写，是我近半个世纪研究宋史的总结，也可说是邓先生遗留的某种意义上的体现”。[13]

谨以断代史《宋史》及《中国通史》的“五代辽宋夏金史”卷（即第七卷）的出版、再版，告慰于先生的在天之灵，纪念先生的百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