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先生——师道之楷模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吴荣曾
一
邓先生是一位驰名海内外的宋史大家，而他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历史教育家。他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毕生努力的方向。他始终以诲人不倦、鞠躬尽瘁的精神为教育事业做出无私的奉献，在学生的心目中，他有着高大的形象。我在他门下受业几十年，现在将我记忆所及有关先生在教学方面的主张和事迹写在下面。
我于1955年被调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作助教，是全教研室中最年轻的教师。可能因为先生年轻时做过校长的秘书，所以他处事练达，逢事能和大家商量，因此受到大家的尊重。教研室中彼此关系融洽，先生担任教研室主任，实际上很像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家长。当时教研室开完会后，他常说他请客，邀大家到五道口的同和居吃饭，每次必点乌鱼蛋汤这道名菜。以后大家接受先生请客时，高高兴兴地说：“去吃乌鱼蛋汤去！”这事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先生不仅重视系内的教书任务，而且还热心于承担社会上有些和科研、教学有关的活动。我记得我刚到教研室工作，那时任职于近代史所的王崇武先生，找先生为中国史图谱提意见，先生找了好几位先生参与这项工作。1956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为了提高戏剧演员的历史素养，请北大历史系教师为他们讲中国古代历史。此事由翦老出面，而该讲什么，由谁来讲，都由先生具体策划。讲座每周一次，在前门外的广和戏院，共讲十一讲，每讲都有铅印好的讲义发给大家。协会当时曾想把这十一讲的讲义公开出版，后因反右而作罢。同年又对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进行评述，摘出书中史料方面的问题较多。后来全文刊登在《历史研究》上，受到学界的关注。
院系调整后，通史课一般都要求主讲教师写出讲义，通过油印而发给学生。当时也曾想过将其公开出版，但一直未能付之实现。1961年中宣部委求郭老和翦老各自编出一部中国通史，当时翦老为《中国史纲要》的主编，而先生在编写全书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翦老和先生在业务上的侧重点和专长不大一样，但是在引用史料必须严格这方面，两人的主张完全一致。翦老当时说：“理论观点如有不妥，可以以水平不高、学习不够为由为自己辩护，如果史料出了错，那属于硬伤，最丢人，永远不得翻身。”先生对此完全支持，并认为以往对尚钺的批评较严格，如果现在对自己不严，这是说不过去的。邓先生和翦老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文章好手，因此对书稿在文字方面把关很严。在审稿过程中，翦老说稿中不仅要消灭废话，甚至还要求剔除“废字”。如先生很不赞成在文章中常出现“由于”，这也获得了翦老的赞同。在改稿过程中发现有“由于”时，翦老会风趣地说：“我们不吃‘鱿鱼’（由于）”。随即大笔一挥，把“由于”删去。翦、邓两位在审稿阶段能够配合默契，对以后书能有好的质量起到保证作用。当时编写此书时的初衷，主要是要解决本系、外系学生教科书问题，书出后实际上为全国各校提供了一本教科书。书在社会上通行多年，从未有人对书中的史料挑出过什么毛病，表明书的质量是经得起考验的。
先生不仅在系内能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对有的系外人士也能够很好地和他们合作，例如对聂崇歧先生就是如此。聂对古代官制深有研究，先生请他来系里开课和讲演，甚至教研室有些会议也请聂参加。聂好发脾气骂人，先生对聂的学问很器重，对其他不计较。聂一直受到先生礼贤下士的对待。
二
先生对于教研室的基础建设也有一番深谋远虑，可以通过下面三例来说明：
一、为了更多地了解日本学者对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在1956年“向科学进军”这
一有利形势下，他找来了一位早年留日的彭鉴老先生，计划翻译仁井田陞的著作。
二、为了编出中国古代史的若干专题材料，找了一名专职资料员，又买了一部民国时铅印的线装本二十四史，打算用剪刀加浆糊的办法来变成一本本的资料。
三、先生曾计划把鞠清远请来整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资料。鞠是当年《食货》下面的一位重要人物，在《食货》上发表过不少从魏晋到宋元有关经济史的文章。后来打听到鞠在上海，据说已是历史反革命，事情也到此而作罢。
以上三件事都未获得成功，这都和当时政治形势有关。从1957年的反右到1958年的双反，像以上那些举措，都会在“兴无灭资”的名义下而受到指责和批判，先生苦心经营的工作只能付之东流了。
1978年，随着“文革”的结束，拨乱反正的出现，迎来了真正的形势大好局面。年逾古稀之年的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实现先生要办出具有高质量教学水平历史系的机会到了。他上台伊始，就对原有的教学制度作出重大的改革。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从校外聘请了一大批知名的教授来校授课。这对学生来说是好事情，他们得益匪浅。但新的矛盾出现了，主要是本系教师和外聘教师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他仅干了三年，终于在一片不满之声中辞职下台。这事对他精神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事后对自己总结出的教训是，错在“不应光为学生着想”。作为一名教师，为学生着想是没错的。大家对他的失败反而寄予更多的同情和谅解。如果单从借助外力以加强本系教学力量这一做法，应是无可非议的做法，特别是过去老北大有此传统。如1948年时，本系教授共9名，可是外聘的讲师有10名之多，其中有周一良、雷海宗、邵循正、裴文中、黄文弼、赵万里、万斯年等十名。其实这一传统后来也未中断过，如五十年代时请吴晗、李祖荫等来校讲课，现在不少当年的校友都留下了听课的美好回忆。从办学的理念出发，请校外专家来兼课是好事不是坏事，甚是还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三
现在治中国古代历史者，大多各守自己一小段，分工很细，对其他各段或整个中国历史则不大能顾及。而我们的不少前辈就不是这样，他们除了精熟自己专攻的某段外，对别段也有所了解，甚至还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先生向来以精于宋史而著称，但对其他朝的历史也相当的贯通和淹博，下面举三例以说明之。
一、先秦史定位问题
有一次我们无意中谈到先秦史如何入手一事，他提出了极具独到见解的看法。他认为，
先秦的历史很长，但有史书记载可查的历史并不长，约从春秋到战国而已。春秋以前的历史因缺乏文献记载而难以说清。他的意思是说，治先秦史应和治其他各段历史一样，必须依靠文献记载。另外，他言外之意在于表明，无史书而靠地下出土材料，并不是治先秦史之正途。过去王国维强调研究先秦历史要注重双重证据法，即在文献以外还要求助于地下出土材料，这实际上是清人“金石证史”的延续和发展。从民国到现在，双重证据法已成为所有治古史者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但这里仍有主次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以文献记载为主，地下史料为辅，而且不可以倒置这种关系，若然，就不成为古史，而是考古学或古器铭刻学了。在学习先秦史时，必先读文献记载，然后才吸取地下出土材料来为书本材料加强论据，如此才能相得益彰。学习时如先钻研地下材料，不是先打文献基础，这样就会偏离历史的正道了。先生这种治古史必须立足于古文献的看法极为正确。我的老师张政烺先生指导过不少先秦史的学生，其中也包括外国留学生。张先生都要求熟读基本史料、文献，而从来不要求学生先去接触地下出土材料。张先生自己在甲骨、金文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但他并不要学生一上来就去学金文、甲骨文，只是等到文献基础已打好，再去利用地下出土材料，这才符合两重证据法的要求。张先生照着王国维、傅斯年的路子治先秦古史。邓先生是从老北大这个学术环境中走过来的人，他们对古史如何治法因受诸前辈的影响，才能说出如此在行的话来。
二、对经学的态度
有一次先生和我谈起经学问题。他以清朝后期历史为例说，有些知识分子当时从汉学和考据学中走出来，要求学以致用。特别是今文经学的兴起，为后来主张改革的人提供了思想武器，这证明如不了解经学的变化，就无法了解当时的政治。他认为，目前历史研究或教学中都不大重视中国经学这一遗产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忽略不得。他说他曾和一位教师谈这个问题，可是对方态度冷漠，他感到很失望。他当系主任后，曾请杨伯峻来为同学们讲《左传》，用意也在于要大家不要忘掉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过当初未想到在十几年以后，儒家思想学说会开始热起来。事态发展的结果证明了先生的主张具有很好的预见性。
三、经济史研究
先生对政治、官制、人物都有精到的研究，另外，他对经济史也非常地看重，曾研究
过唐宋庄园之类的课题。二次大战前的北大政治系，在陶希圣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中心，出版刊物为《食货》，还出版过不少本专著。这在当时应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为清代学者从不涉及这一领域。五四以后，受苏、日等国的影响，特别是马、恩经济史观的传入中国，受到不少人的重视和响应，《食货》派的人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做出了不少成就。而我们历史系的不少先生也深受影响，我1950年入学，当时图书馆里历史系指定参考书中就有《食货》和《史语所集刊》。当然，1957年反右、1958年双反之后，陶希圣、陈寅恪都属重点批判对象，从此，教师在课堂上再也不敢提这两人了。“文革”以后，史学领域原来的不少“禁区”都没有了，百家争鸣得到更好地贯彻，但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即研究历史有重政治轻经济的倾向，近十几年来，研究生论文中绝少经济史方面的题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经济史很重要，经济影响政治。经济弄不清楚，要想弄清楚政治恐怕就很难。
先生已离开我们将近十年了，先生在历史教学中的不少主张和看法，如上面提到的有关先秦史定位问题和重视经学、经济史的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