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广铭全集》论民初史学与“新宋学”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 张 春 树
引 子
我这篇论文的内容共有五部分：
一、从邓恭三先生广铭全集（近刊，共十卷）看先生一生学术之业绩。
二、探讨恭三先生致力“新宋学”建立之不朽史学功业之深义。
三、研究“新宋学”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发展之关系。
四、论析恭三先生“新宋学”所代表之中国宝贵之史学遗产。
五、纪念邓恭三先生，重温此一代史家、一代学人之典范遗教。
总之，我这篇短文是在重温恭三先生之一生史学与学术大业，以为今世后世学人、史家所共勉共励，承继发扬先生之光辉伟大成果，并再开创史学与学术之新境域、新天地。
本文之最后，我就用我国固有文化传统纪念一代学术大家之文笔定式写了两句话来思念恭三先生。
（一）前 言
一九四二年恭三先生写成他宋史研究中传世之作《宋史校正》中最主要之一部分〈《宋史·职官志》考正〉，陈寅恪先生一九四三年一月为其序中称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而赞其宋代研究之功业为“殚力竭智，以建立新宋学为务，”而必能“致于不朽之域”。所谓新宋学者，陈先生实指当时邓先生所致力之宋代历史与文化（“史事”）之切实比较研究，而其最后之目的乃在“宋代学术之复兴”，因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所以，依寅恪先生的看法，“新宋学”之建立就是要复振宋代所达成的华夏民族文化经数千年演进而至之造极盛世。这是何等的学术研究工程大业！而这一伟大之使命之完成，陈先生就肯定是邓恭三先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1］
一九四三年一月寅恪先生写序之时，他所见到的恭三先生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间“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与上述之巨著，对于前者赞评“精博”；对于后者，则言“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因此，而许以后日建立“新宋学”之最有功之一人。如此，以陈先生看来，恭三先生之学业是博广而又精深，思维特才是缜密过人，而学术精神又是果毅超人，三者合之，则必可达成学术创新造极之伟大功业使命。［2］
陈寅恪先生为我国近代史学大师，而其史学大业所以致此者，亦正在学问精博、神思缜密、志愿果毅之逾越等伦，是以他言恭三先生亦其个人之心会，实为近代史学大家之基本成业之条件，众所共识之学人业绩之评价标准。综观近代中国诸史学大家实皆具备此三条基本学问修养与训练。恭三先生自一九三二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至一九三六年以写《陈龙川传》毕业，就是在这三条治学原则下受了四年的严格而又广博的史学训练。［3］
（二）北京大学的史学研究与中国近代史学
邓先生于一九三二年入北京大学就读，北大校长为蒋梦麟（兆贺）先生，文学院院长为胡适（适之）先生，史学系主任为陈受颐（受颐）先生。其在北大四年间，史学系专任与兼任之教授还有傅斯年（孟真）、钱穆（宾四）、顾颉刚（颉刚）、孟森（心史）、姚从吾（从吾）诸大家；另外，在北大教课的史学家李济（济之）、董作宾（彦堂）、陶希圣（汇曾）各大家。这些学人都是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开山与最有影响的大师。所以，北大在当时居近代中国史学研究领导中心之崇高地位。
以上所述及之北大史学家虽然对治史之观点并不尽同，且互有异论，但对治史之方法则为同道。他们共识治史应有之基本信念与原则为：
（一）治史应以直接之原始史料为本；
（二）史料真伪之鉴定（订）为史家之首要工作；
（三）史学研究必以逻辑推理原则进行；
（四）历史解释与论点必本之于可信之确实证据；
（五）历史研究必先考究方法。
至于修史、写史大原则上诸家之共识，则为：
（一）注重史事解释之系统化；
（二）讲究推理逻辑；
（三）特重贯通结构之专著（文、书皆然）；
（四）行文注重文法、文体、征引注释、字句标点。
以上这一系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论与写史原则，大致最初是由胡适之先生于其一九一九年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之端始，以后又由他本人与其他同道学者有所增益、诠释与系统化。及至邓恭三先生入北大时，当时在北大任教之顾颉刚、傅斯年、陶希圣、钱穆各位大家也是服膺此说的。而傅先生在北大史学授“史学方法导论”一课，即以“史学即是史料学”为史学方法论之主要命题，且要青年史家以尽力搜集史料为急务，故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当然，这只是治史之第一步与基本工夫，但这种治史方针与原则似乎就是当时北大史家之共识，可以说这一治史风格为当时北大史学研究之基本通则与精神之标志。［4］至于实际之治学治史之工夫来说，那就必须既博又精，胡适之先生于一九二五年便作出读书要言为：
为学要如金字塔，
要能广大要能高。
而解释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而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这后边两句话代表胡先生的治学方法三种新的看法：
（一）凡治一门学问，不但对这一门学问之某一专门部分有精深的造诣，也要对这门学问的其他部门有深入之研究；
（二）凡治一门学问，必要对这门学问之各类相关学问也要研究，如治史者必应对文学、哲学、艺术、语言、文字等等密切相关之学问作深入研究。另外，所谓“不相关的学问”就是今日所说的“辅助学科”，对一个治史者来说，这包括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人口学等等，端看所学为那一门历史再作或深或浅之进修。
（三）治学、治史必得善于作中外、古今相关学问与特别科门之比较研究。如治中国哲学史，就必能参考、比较西方哲学（希腊、犹太哲学等）与印度哲学；中国哲学自身发展自古至近代之各阶段也是比参之资料。
综观胡先生这三条治学、治史之原则自有特别重要性：（一）学者可由这种训练增加其博通，以免作出寡漏（陋）之“大论”；（二）辅助学科可促进分析之角度与增加深度；（三）比较、参考之研究方针可大增解释之广度与避免学者视野之局限性。［5］
总结以上这些治学、治史之大原则与基本信条，这就是当时邓恭三先生进读史学时北大的史学研究的风尚与教学的基本共识，恭三先生就在这种学风熏陶中，这种学术环境内，开始其一生治史之大道。同时他也“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的治史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 ［6］
（三）邓恭三先生的“新宋学”
邓先生在北大四年受教最多之老师为胡适之、傅孟真、钱宾四三位先生，而入北大史学就读也是因为仰慕这三位史家之学。他未入北大前，先读了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章实斋年谱》（一九二二年刊）与其他史学相关之著作，又读了傅先生的有关史学的论文，也读了钱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九三〇年六月刊于《燕京学报》第七期），他对三位史家都很“钦服”。［7］这也说明，邓先生的学问已入“博”的境域。至于实际课堂受教来说，他未入北大时，已在一九三一年春旁听过胡先生的“中国中古哲学史”之课。既入北大，又修了胡先生的“传记文学习作”，并在课上受其指导写毕业论文。在北大二年级时，他旁听了傅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课程，其后又听过了傅先生先秦史与秦汉史专题研究之课，也修了傅先生的“史学方法导论”。至于钱先生，他不但听了他的课，又于毕业后做过他的助教，帮他整理校点中国通史的资料，而且又在大四时评介钱先生的不朽大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先生说[考辨]二字乃商务印书馆刊印时“误加”，以后此书重印时便省去。）从以上诸端来看，就可了解何以恭三先生自言他在北大时期之史学训练，主要是在胡、傅、钱三先生影响下开展进步。［8］但也可看出，他受胡、傅两先生之教深于钱先生。另外，如顾颉刚先生，他在山东时已读过《古史辨》与顾氏其他辨伪之著作，曾为之“震动”而很受“启发”，而其时（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顾先生又在北大授《尚书》研究、秦汉史、春秋史等类的课程，恭三先生当亦受其影响，然因其主要史学研究兴趣不在古史，且顾先生又为兼任（时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主讲），所以恭三先生在他的回忆中便未特别述及。［9］另外，北大尚有其他史家，恭三先生当也曾受其直接或间接之影响，所以他才在他回忆当时北大学术与史学研究风气时说：［10］
我置身[北大]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治史的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
邓先生在北大四年修业期间，曾有许多写作论著之成果，他的治学与史学研究之发展路向便可由这些文章中看得清楚：［11］
一九三三年：共有八篇文章发表，全是文学方面的，七篇创作（小品文等等），一篇译作。
一九三四年：不知。
一九三五年：共有八篇文章，其中七篇书评，一篇为专论兼书评。在七篇书评中，一篇为“评标点本《新学伪经考》”；两篇为相关于宋代者：“评《宋文学史》”，“评柯昌颐编《王安石评传》”；一篇为有关地理者，“评《中国地理新志》”（包括历史、人文等等各方面者）；一篇为“《生命科学》之介绍”，此书为一部镕铸生理学、生物学、优生学、卫生学、心理学、医学与人种学于一炉之原为英文之著作，此为一译文；有两篇皆为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至于其一篇论著则为论宋代经学、哲学、与史学中之“浙东学派”者，其中已提到后来恭三先生专研之数位大家（“浙东学派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
一九三六年：共有八篇文章，其中三篇论著为有关宋代人物事辨者（陈龙川，辛稼轩二人个别之事与二人“定交传说”之考辨）；有四篇为书评之类，其中两篇为世界文学者，一篇为上已述及之《先秦诸子系年》之评论，一篇则为“《陈亮年谱》纠谬”；第八篇则为介绍古希腊大史家希罗多德—篇小传之译文。
一九三七年：共四篇论文，全为宋代者：有辛稼轩、陈龙川、朱熹、唐仲友与他们之各事者。由以上这一恭三先生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间论著简表来看，他初入北大时，兴趣是在文学，这是继续他从山东家乡到北京（时已改称北平）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就读，主修文学，也曾读过许多西方翻译过的小说和传记，如林译《茶花女遗事》，杨译《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基罗传》等，又为周作人学术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做详细记录，一九三二年之九月便由北平人文书局刊印出版为专书。但是这方面的兴趣，在大学三年级后便转入宋代史学、思想、经学与人物研究方面，同时又开始博通国史内各个断代与文献之广泛征考辨疑，如他对钱先生之《先秦诸子系年》之讨论已显示他对中国古代史籍子学与当代其他对此诸端之研究已是能深入掌握；另外，他也开始对史学研究之辅助学科加深研讨。他对近人标点古籍之批评已明示他对近代史学研究中所特别标示之标点在阅读古籍与修史中之重要性已有贯通，史料鉴别明确了解之着重。他对标点本《新学伪经考》之批评，他对《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批评，皆是明例。
一九三六年正是恭三先生四年北大史学训练结束之时，他的论著重点已指出他已全入宋史与宋代人物之传记新研方面，而第一阶段之工作便集中在辛弃疾（稼轩）与陈亮（龙川）二人。他在胡适之先生指导下写成之毕业论文，就是《陈龙川传》。恭三先生在北大受了四年的近代史学研究方法、史学思想与实证博通之治学方针训练，至此已臻成熟阶段，他的思维模式已由灵感性的、感情性的、直觉欣赏的文学创作模式转入理性的、批判性的、实证性的、逻辑贯通式的史学研究考索模式。总之，他在北大华业时，他已决定两个治史方向：一为研究宋代史，一为以传记方式来写历史。
恭三先生之选定宋代史为其一生治史之中心，南宋时期爱国思想家陈亮为其治史成书之端始，皆有其特殊意义。其主要原因有二，一为其所处之时代，一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之国家责任感。邓先生之学术研究开始于三十年代之始，其时中国已经近百年之内乱外患，清朝覆亡，军阀混战继起，国难日深，国耻日增。及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人人有亡国之忧，学术界尤然，乃有热浪式之“学术、教育报国”之运动。恭三先生于一九三一年入辅仁大学，一九三二年入北京大学，正是北平、天津各地各大学反日爱国热潮之始，而北大又适为一活动中心，其所服膺之傅孟真先生又为其时组织学人反日领导，其身入其地，以其爱国之心，自是日思以“学术报国”之道。于是，他乃立志以“史学报国”，由历史中寻求救国之路。
观之国史，民初晚清以前，日处国难危亡之中者即为赵宋一朝。宋代前期有辽、夏之祸，中失北部国土于金，最后灭于蒙元。宋朝三百二十年间，几是年年在忧患之中，其间不少变化图新之举，又有不可胜计之爱国与为国牺牲之志士，然而终不能救亡者何也，能解其原因，即是得“史学救国”之路。因有如此之感受、如此之认识，邓先生便选定宋史为其学术事业，南宋反金爱国思想家陈亮之传记为其治宋史之起步。是以，恭三先生之史学观念与治史目的，即如汉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达其“学术报国”之知识分子之崇高理想。［12］
至于恭三先生之用传记方式来写历史也有其深义。传记之作乃兼文兼史，非有深入之文学修养不能写可读之传记，非有严格之史学训练不能写真实可信之传记，非有高深之史学思想境界不能写贯通而具深义之传记。而恭三先生正是三者皆备。如以上所述，他先学文学，又从事文学写作，熟读胡适之、钱穆、顾颉刚各史家所写之著名传记，西方名家所修名传译文；治史与修史方面，他已在北大深受近代史学研究方法与理论之洗礼，且已从事这方面之书评与论著；同时，他也具备深厚系统之史学思想，治史之崇高理想目标，又有广博之哲学与思想境界。所以，恭三先生是传记写作之三必具要素齐备于一身。然而更有可贵过人者。为他又有胡适之先生之“传记文学习作”之课程以为他写作之具体实习与理想指标。总结以上所论，邓先生以传记为其修史之主要体裁是他最所理想之学术之大业，而其所修之传亦即其所写之史，是以由个人之史以见国家社会之史。所以，他治史六十余年，其著作贡献之指标最可由其论宋人之传记见之。
恭三先生所注意与论及之宋代人物共分五目：一为与宋朝开国有关之人物；一为爱国救国人物；一为与变法与变革有关之人物（推动者与反对者兼顾）；一为思想家；一为庸臣。此五类型中之人物，有宋太祖，宋太宗，陈亮，辛弃疾、韩世忠，岳飞、杨再兴，牛皐，王自忠，范仲淹，司马光，刘恕，王安石，周敦顾，朱熹、唐仲友，王钦若，许及之等。就其研究过程而言，则初为爱国思想家，文学家与抵抗异族之英雄人物，后多皆为北宋末年徽钦二帝时代至南渡后建炎以降至开禧年间者，是即赵宋一代中期六朝者。按此六朝，为宋代国难日深，国运日衰，卒至靖康亡国，而偏安南地，飘摇不定，外敌又逼侵日甚。恭三先生研究此类宋代人物，多在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五年间，而此十年间民族国家之命运亦正如上述赵宋之六朝，是先生乃本其学术求国之原则以传宋人救亡之奋斗精神，藉以唤醒华夏民族魂，故知先生修传实以传传史，以史经世。［13］
恭三先生所修宋人之传，为文或文或书，或论或评，或辨正或详考，而书法或以年谱或以叙传，篇数实不胜计卷收。然其中最为传世不朽者厥为纪陈亮、韩世忠、辛弃疾、岳飞、王安石五人之传。按此五人之年代，由北宋中世至于南宋中期，实同一部由神宗至宁宗八朝之全史。盖先生此五部传记，实由纪人以纪事，而具以下之共同特点：
（一）每部传记于当时之历史与地理背景、相关人物、事件之本末皆叙论详尽；（二）对传主之思想与时代之思想潮流、文化发展皆作比较分析，各论其相互关系与影响；（三）对当代之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各方面之发展与问题亦皆作深入之探讨，以求见事件之全貌；（四）观察传中人、事之历史性影响；（五）详释其所研究者与今世局势之相关性。除此五端，邓先生之传记更有一极突出之文学与思想上之独特处，为他家传记所多不能及者。先生每部传记，虽皆是千头万绪，但其中心论旨却皆能突出，此即传主所代表之心灵与行谊之独特精神。陈亮之传，传其“实学”经世与社会批评之精神。韩世忠之传，传其爱国之意志与毅力，其抗金为南宋立国奠定基础之精神。岳飞之传，传其华夏民族文化人格与道德之固有精神（国家重于个人之意识）。辛弃疾之传，传其知识分子“投笔从戎”之思想与尽忠民族之崇高精神。王安石传，传其“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之士人进步自新与特立独行之信守，经世报国之任重道远、弘毅行事之精神。［14］综言五传，又可见一贯通执之精神，即士人本诸道德良心、民族文化意识与个人良知所见而为国家社会尽其应尽之责任，成其应成之事，行其应行之路。而此一士人精神，即传统时代与宋世所言之“儒士”精神。寻其根本，固有长久之历史，又与华夏民族文化不可分离者。古代曾子即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而《礼记》亦载儒者乃“澡身而浴德”，“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而“特立独行”出世。乃至唐代，韩愈又言：“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愿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 ［15］凡此皆可明见儒士精神之本义与历史演进传统。恭三先生传陈、辛、韩、岳、王五家之事，自辛去王相间百四十年余，而其立身之志与行事之叙又多异向，所相大同者，即此一儒士精神，是此五传虽细目纷异而大旨则相同。恭三先生之史学思想，可于此五传中明见之。
王夫之论赵宋之兴亡曾云：“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无人者，无大臣也。”［16］
此或即恭三先生以传传史之主旨，而其远义则又超过船山所论。《宋史》卷三百九十四之论曰：
君子之论人，先观其大者而已矣。……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为千古之罪人，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此种论人之观点，此种“警惕作用”之笔法，是即先生为传论史之本义。总观先生之传记史学，以探讨儒士精神为主旨，以警惕当世士人修身经世之道为笔法观点，是即其言欲由史学“成一家之言”之道。考之司马迁此语之原义，亦正相合，是皆以史学立论传之于世也。
恭三先生之宋代研究，固不限界于以传传史，更致力于文学、社会、经济、史学、外交各科皆有卓越成果，而对宋代哲学（一般所谓“宋学”者）更有独特之认识与新义，此端实自其始治宋代学术与史学研究，如前所述其一九三五年大学三年级时之〈浙东学派探源〉论文即为明例，及至晚年更有贯通创新之作，如一九八四年之〈略论宋学〉（〈略谈宋学〉），一九八八年之〈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即是。［17］所以，邓先生所究心于宋代历史、文化、思想者实际实为宋代学术之复建，故陈寅恪先生乃说“新宋学”之建立即为“宋代学术之复兴”。［18］而此处之宋学实非一般习言之宋代“理学”，而恭三先生亦明言“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而“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 ［19］实在说来，照传统言之，所谓“汉学”是指汉儒传经之传统是在章句训诂，所以是有狭义之专指的，并非一代学术风气，汉儒发扬义理者固多于训诂相传者。而宋儒与宋代学者论道讲学则又趋向义理之探索与诠释，固世有宋学与理学之混错，而即就宋代哲学思想言之又何止“理学”一派，“心学”、“实学”等等并各有其独立之门户。但言宋代学术之辨析大端主势则为解释贯通义理整体之论说，固不失的。而这种治学论理之要求也正是上面所提及“中国近代史学”之中心思想基本研究学问（治史在内）之原则。当时北大胡适之先生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后又称《中国古代哲学史》）便是这一门派之开山之作。但是，这种治学与治史必讲贯通义理之方法论可又另有一基础性原则：那就是凡有义理之论必本之于实证，决不可空言。以治史来说，则是“史识必求之于史事中”之原则。如此，则治史之基础认识则为史料学，亦即“史料学为史学之本”（傅斯年先生语）是即俗言“汉学”（或考证学）之义。如此，“中国近代史学”乃集“汉学”与“宋学“为一体，非具两者不能得全功之事。邓恭三先生曾亲受胡、傅两位教授治学治史之原原则与方法，故其论著实兼“考证”与“义理”两端，其〈《宋史·职官志》考正〉与〈《宋史·刑法志》考正〉两著足见考证之过人功力，更有数百计之各种文献、人物、史事之考证与札记则更是惊人之工夫。［20］ 而其纪陈亮、韩世忠、辛弃疾、岳飞、王安石五人之传中，则又见惊人之考证史料与贯通义理（中心思想）功力之“逾越等伦”（陈寅恪先生语）。是则以恭三先生之宋代学术研究功业为“新宋学”，则此学亦为合“汉学”与“宋学”于一体，混“考证”与“义理”于一身。终言之，则又为“中国近代史学”之代表而最具大成功业之科门，此言以三十年代之中国近代史学之发展与总业绩论之固非虚许也。而恭三先生实为“新宋学”之奠基者与创成光辉大业之宗师，此事则陈寅恪先生早于一九四二年已确言之矣。
（四）一代史家、一代学人
恭三先生之史学，固不限于赵宋一代，其所论著广及商周制度政体，先秦诸子，秦汉政治思想，六朝及隋唐经济，西域文明，敦煌吐鲁番文献，至于近代又曾与人合著《齐白石年谱》之专书，旁及近代学人事业与纪传，是可谓博通古今。［21］先生固为民国以来宋史研究最有功之人，然以其史学之博通与大成之业绩论之，则又为一代之伟大史家也。
恭三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余年，终以学术报国为其士人之崇高理想，具坚强之民族文化意识，其所植成果足成一代学风，化及数代。其于传学授业，皆有其教育后来之崇高教育理想，一生致力教育数代之史学通才精英，具精博、慎思、果毅、向善之学人良才，切切以复兴赵宋中华文化之盛世为己任，本诸华夏民族文化中之超越性之士人特具之道德良心以化世，是真一代不朽之学人也。［21］
恭三先生之治史、修史之楷模固已尽善而终，然其一世所傅之典范遗教则必垂世不朽，而与天地共长久。故曰：
行万里路 心有山河
齐鲁弟子 行方四海内外
读万卷书 智会天地
长安受业 越代无量无界
铭词是为纪
二〇〇七年，岁次丁亥，三月于安城枫雪斋
张春树
注释
［1］陈先生之全序见于《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页二四五、二四六页。至于其事之原起，可见张春树，〈民国史学与新宋学〉，载北京大学之《国学研究》，第六卷（一九九九年），页二十四。
［2］见上引陈文，页二四五。
［3］上引张文、页十至十二。至于陈寅恪先生之史学与学术，可见张春树〈国史、国学与国家〉，《简牍学报》，十九期：〈劳贞一先生百岁冥诞纪念文集〉，二〇〇六年刊，页一一九至一三四。
［4］以上各论点详见张文（一九九九年），页八至十二，二十一至二十三；张文（二〇〇六年），页一一七至一三四。
［5］胡先生之各论点可见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或以后之各版）；〈《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九二三年），〈读者〉（一九二五年），〈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九二八年），以上三文皆重刊于《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一九七一年本），第二集，页一至十八；第三集，页一三三至一四二（引文，在页一四二），页一〇九至一四二（引文，在页一四二[金字塔之语]）。
［6］邓小南、刘隐霞编《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页二八八。
［7］见上引《随笔》，页二七七，二八七，二八九。
［8］以上所述，基本上是根据《随笔》而加以综合。同时，也参考了许多相同资料，加上考校。凡诸资料，可见张文（一九九九年），页二十一至二十三。
［9］ 此端之详论，见上引张文之页二十三。至于原始史料（邓先生自述者），散见于《随笔》页二二五至二九一。
［10］《随笔》，页二八八。
［11］ 见《邓广铭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十卷，二〇〇三年[实收到时间为二〇〇五年]）第十卷，页四六九至四七一，并参考页四九〇至四九一。此两类科目分别为恭三先生之“著述总目”与“学术年表”（共为页四六七至四八八，四八九至五〇二）。各述及之文章，亦散见于此卷中。
［12］以上所论各端，详见张春树一九九九年一文中之页十二至十三。
［13］见上引张文之页十四至十八。又见《全集》，卷一，二，三，四，五，八，九，十中。
［14］约论见于张文之页十六至十八。先生所修五家之传文与相关考证，见《全集》卷一，二，三，四，五，八，九。
［15］以上所引曾子之语，见之《论语》第八，<泰伯>；所引《礼记》之文，见之<儒行>，是以孔子之语言之。韩愈之论则见之《韩昌黎集》中，第十二卷<伯夷颂>。按：各家论韩文公此论之主旨多有误解，即王荆公亦颇異之（见《王临川集》，卷六十三<伯夷>）。然荆公所非者不在此处所引，而在文公对伯夷之颂，是借题发论之义。细绎文公之文，盖为批评士人与泄愤之作，其所言者实为对儒士之告诫与抒其个人对儒者行事立志之理想，非为颂伯夷者，是不可不察而慎辨之也。
［16］见王夫之，《宋论》（重印中华书局本），卷六。
［17］邓先生《全集》，卷六、七、八中。<略谈宋学>一文见卷七之页三九八至四一四（外四二四至四二七）；周敦颐一文，见卷八，页十九至三十八。
［18］见上文注一所引陈先生文。
［19］《全集》，卷七，页四〇〇。
［20］《全集》，卷九，页五至二八八。各考证文字，又见卷七、八、九、十中。
［21］见《全集》，卷七，九中。
［22］先生论宋代极盛文化之大文，惜未完成，残稿载《全集》，卷七，页四一六至四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