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为了纪念刘浦江
一九八七年十月八日，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我忐忑不安地叩响了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二○六室的房门。举手之间还犹疑不定，虽说我在北大历史系念书的时候，正好是邓广铭先生做系主任，但恐怕我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在我面前敞开的，是一扇通往学术殿堂的大门。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说是机关又不是机关说是学校又不像学校的学校任教，游离于学术界之外。后来有一天，心中涌动着对学术的向往，于是就这样莽莽撞撞地敲开了邓先生的家门。老实说，在这之前，不曾想过像我这样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能够跻身于北京大学的教席，我此行的目的，原本是想请邓先生介绍我去中华书局。没承想，待他仔细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当即决定要把我调到由他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然而校方人事部门对此发出质疑：北京大学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调进这种人合适么？他的回答是：不可以资格取人。据说他还为此找过当时主管人事的一位副校长。半年后，我相当顺利地进入了北大。
每一想起邓先生，总是心存一份深深的感激，刻骨铭心。可以说是一种知遇之恩吧。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没有高学历，当时也还没有在学术上做出任何成绩，仅仅见过一面，晤谈了两个小时，就能预卜他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出他的学术潜能。我想说，邓先生确实不愧是一位大师。
但凡学术大师，大抵都有一双法眼。世俗学者知人论事，多半是依据资格轩轾高下，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洞察秋毫。而大师的本事，是在一个人未成气候之前就预知他的未来。当年胡适、傅斯年在邓先生未出茅庐之时就对他期许很高，那就是一种大师的眼光。
后来邓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傅孟真（斯年）先生提携年轻人真是不遗馀力的哟！”早年受惠于傅斯年的邓先生，说起这话来很是动情，那神情令我印象颇深。文革动乱结束后，中国史学界人材凋零，邓先生晚年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就用来培养史学新锐，他对年轻人的提携，也完全当得起“不遗余力”四个字。当年他创办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时，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词。前几年，他在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所作的一篇自传中这样写道：“经我的倡议，……于一九八二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一九九一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后来我应《北京大学学报》之约，为“北大学人”专栏撰写一篇邓先生的小传，邓先生在看校样时也在文章的后面加上了一段大意如此的话。看得出来，他对此是极为在意的。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正是有了傅斯年、邓广铭先生这样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文化才代有传人。
我不是邓先生的入室弟子，从来不敢以门生自诩，恐有僭伪之嫌。甚至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都没有勇气站到邓门弟子的行列中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一生的学术道路中，邓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位引路人，他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若是要编“学案”的话，我自认是邓先生的嫡系亲传。在邓先生身边工作整整十年，虽然没有听过他一堂课，但不知怎么的，一来二去，你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我对专业人材的生成机制发生了怀疑。
邓先生要求学生素以严格著称，早就风闻他文革后带的第一个博士生没有拿到学位。不过真正让我见识到他的严格，是到中心以后的事情。大约是在八八年春天，邓先生让我写一篇题为《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问题》的论文，初稿出来后，经他逐字逐句地审阅一过，稿纸上被圈改得密密麻麻。那时候他写字手已经有点发抖，写来相当吃力，为改这篇文章，不知花了多少工夫呢。想到这里，我自是非常感动，仔细修改后呈上二稿，不料还是没有通过。这篇文章最后足足让我改了五稿，才终于使他满意。
邓先生的严格，不只是对青年学者，即便对中年学者他也向来是直言不讳地批评。前些年，一位很有名望的中年学者把自己的一部新作送请邓先生指正，事后他去听取邓先生的意见，先自谦几句：“我这部书一定是错误百出的啦……”邓先生打断他的话：“岂止是错误百出，是百的平方出！”弄得那位学者好生尴尬。这就是邓先生的一贯风格。
八十年代后期，人文科学开始陷入困厄，偌大的校园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许多青年学者成天都在忙忙碌碌地爬格子，当然，这与做学问毫不相干。说实话，为了生计，这种事情我可也没少干，但我知道邓先生的脾气，所以从不敢向他走露一丝口风。后来我们编纂的一部《二十六史大辞典》请他做顾问，事情终于败露，他知道我参与了此事，从此以后一见面就说我不用心做学问，让我不得不安下心来把冷板凳坐稳。今天回想起来，对邓先生又平添了一分感激。
邓先生属于“大师无师”的那一类学者。对他毕生学术事业影响最大的两位前辈学者，一是胡适，一是傅斯年。在他的晚年，书房里总是挂着一帧胡适的遗像。他与胡、傅二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一九三二年。那年夏天他考入北大史学系，适逢系主任朱希祖去职，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代理系主任，胡适则是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后来回忆起来，他觉得大学四年中以这两位先生给他的影响最为深刻。大学最后一年，他选修了一门胡适开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实习的成果是一部《陈龙川传》（此书后于一九四三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作品颇得胡适的赞赏，胡适称“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但同时又说：“辛稼轩是陈亮的好朋友，你这篇传记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写得太少。”这就成为邓先生后来研究辛弃疾的一个重要机缘，而正是以对辛弃疾的研究，初步奠定了邓先生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
一九三六年，邓先生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傅斯年本想让他去南京的史语所工作，但最后他还是听从了胡适的意见，留校做文科研究所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长就是胡适。次年，由于胡适和傅斯年的大力促成，他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得以开展对辛弃疾的研究。当时胡适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那是本分；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这话让他记了一辈子。
一九三九年秋，邓先生应西南联大之召，辗转香港、越南到达昆明。此时北大文科研究所已改由傅斯年兼任所长。这一时期，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巩固邓先生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邓先生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就在他到达昆明之后不久，适逢上海大东书局刊印的《宋会要辑稿》运来后方，给史语所和北大文研所的人以七五折优惠，可这仍然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全部薪水，当时家累较重的他，本不打算买，然而傅斯年却硬是逼着他买了一部。邓先生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次年，为躲避日机轰炸，傅斯年决定将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并让邓先生也一同前往。在李庄的两年多时间里，邓先生潜心于宋史研究，后来获得学术界很高评价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都是在李庄写成的。当时史语所拥有一个在后方来说藏书极为丰富的图书馆，抗战期间，这里实在是一方难得的世外桃源。
抗战胜利后，邓先生复员到北大史学系，还替当时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做过一段秘书。自四六年秋傅斯年离开北平后，他们就再没见过面。不过还有一个后话值得一提。建国初，北大数学系的江泽涵教授由美返国途中绕道台湾探亲，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还托江捎来一个口信，要把他留在北平的所有藏书转赠给邓先生，不明事理的傅斯年，还以为他仍然有权处置自己的私有财产呢。近半个世纪后，邓先生重提这段旧事，不禁感喟道：“傅先生对我始终念念不忘！”
不管是胡适还是傅斯年，对宋史都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然而邓先生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走上了宋史研究的道路，并且成为本世纪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不好理解么？学术重师承，但师承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惯常所见的，即师傅带徒弟式的，师傅手把手地教，徒弟一招一式地学。另一种是心领神会式的，重在参禅悟道。专业导师可以授业，但只有大师才能传道。邓先生与胡适、傅斯年之间的师承关系，就是这后一种。
熟悉邓先生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在他去世后，北大历史系为他的遗体告别仪式而起草的一份《邓广铭教授生平》，称他为人“刚直不阿”。但在讨论这篇文稿时，他的女儿小南觉得这种千篇一律的悼词套语似乎难以表现邓先生的独特个性，建议改用“耿介”二字，她解释说：“他坚持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对的，但他一定会坚持到底，决不投机。”小南不仅只是他的女儿，而且禀承了家学，她的硕士生导师就是邓先生，要说对邓先生的了解，自然没人能比得过她。听到她对邓先生独特个性的独特诠释，在座的人都会心一笑。
邓先生的耿介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比如说他历来主张老老实实做学问，反对各种好大喜功的文化工程、出版工程。前些年，巴蜀书社准备出一部名为《文献大成》的大型丛书，本想请他做主编，被他一口拒绝。不仅如此，就在这部丛书已经得到国家批准并获得财政资助以后，他还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的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表示反对。后来发生的有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论争，可能许多人都还记忆犹新。九四年七月间，他在《光明日报》上首先撰文反对这一庞大的出版工程，激起很大反响。因为有一批名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事，其中一些人还是他多年的好友，所以家人都劝他偃旗息鼓，以免沾惹是非。而他呢，一如既往，决不改弦更张。当年十二月，又在《光明日报》上刊发一文，重申他的反对意见。可能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和理解，加盟《存目丛书》的那些北大老教授们始终保持沉默，没有与他发生争执。不过由他引起的这场论战，曾一度使得《光明日报》和《读书》杂志硝烟弥漫。后来说起此事，他依旧坚持己见，不改初衷。不管怎么说，这种耿介的特质总是令他显得那么凛然，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你不能不尊重他的人格。
邓先生的学术品格一如他的个性。他治学以考据见长，以史识出众。他的见识往往别具一格，譬如关于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腊的问题、《辨奸论》的作者问题等等，他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实话实说，他的观点并不都是对的，有的时候或许不无偏颇，然而他所研究的问题大抵都能自成一说，这可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了。他的治学路子可以归结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是胡适极力倡导的史学方法。不过这话说着容易，做着却难。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是这样几类历史学家，一类是“小处着眼，小处着手”，学问固然很扎实，但器局终究狭隘了些；另一类是“大处着眼，大处着手”，虽然排场，虽然时髦，到底只是花架子而已；再有一类则是“大处着眼，无处着手”，严格说来，这一类是不能算作历史学家的，但或许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中还能找到他的名字呢。一个历史学家，若能真正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离大师恐怕也就相去不远了。
从建国前过来的那一代历史学家，一般来说都经过实证史学的严格训练，史料功底相当深厚。傅斯年所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在邓先生来说，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建国后，由于政治对史学的强暴，实证史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史料被人蔑视，考据遭人嘲笑，历史学家声称要“以论带史”。即使在这种学术氛围中，邓先生仍始终坚持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一九五六年，他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公开提出，要以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为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两年以后，“四把钥匙”说就在双反运动中被作为资产阶级史学方法遭到了清算，学生们宣布要拔掉邓先生这面白旗，此后几年间，他甚至被剥夺了讲课的资格。而今再回头看看，那些卓有建树的史学大师，哪一个不是得益于实证史学的熏陶？
说起来，在邓先生一生的学者生涯中，也不是一点没有让人沉吟的话头。在北大历史系一九九七年春节团拜会上，邓先生极其率直地表白了自己的一段心曲：“老实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我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这话听起来颇有点自责的味道。文革以后，知识分子都撩起衣服来数自个儿的伤疤，谁的伤疤少谁就感到惭愧。其实对历史的反思本不应该是这样的。
说到“好汉不吃眼前亏”，最容易让人发生联想的，大概就是他在文革中写的那本《王安石》了。
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毛泽东在会见田中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二战后的日本历任首相全都反华，而你却要来恢复中日邦交，这很类似于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苏修对你此次来访极力反对，而你却置之不顾，这又颇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气概。此次谈话内容传出以后，人民出版社就来找邓先生商量，请他尽快对五十年代写的那本《王安石》加以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当时的惯例，将邓先生重写的《王安石》印出百来本讨论稿，送到各大学和研究机关进行讨论，反馈回来的意见，都说对“儒法斗争”反映很不够，于是出版社要求邓先生再作修改。这一回，只有这一回，邓先生没有耿介到底。这部书稿终于比照“儒法斗争”的需要改定出版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社要重印此书，又要求邓先生删除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当时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刊出过一篇书评，题目就叫《邓广铭三写王安石》。这次的修订本并没有作太大的改动，“儒法斗争”的烙印依然比较明显。近二十年来，这一直是邓先生的一块心病，以至于他要在九十高龄来四写《王安石》。所幸的是，此次改写的《王安石》，终于赶在他去世前两个月出版了。
从文革中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点这样那样的尴尬。事过境迁之后，人们对他们有一种不近情理近乎苛刻的道德要求，那根本就是圣人的标准。就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在四九年以后仍然固守自己的价值主张的，除了陈寅恪先生之外，恐怕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即便是陈寅恪，如果没有毛泽东格外的宽宏大量，不能想象他能够捱到文革。你总不能要求人人都是陈寅恪吧？再者，我总觉得，过去的那一切，不应该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责任，该忏悔的首先不是知识分子，应该诅咒的，是那种逼良为娼的政治环境。中国人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明明是政治家的问题，却要把账算到知识分子头上，政治家总是对的，知识分子总是错的。从来就没有独立地位的中国知识分子，实在说来，国家的兴亡与他们有多大干系？
最后一次见到邓先生，是今年的一月七日。元旦前后，就听说医生已经给邓先生下了病危通知，这次去，是向他作一个最后的告别。当时他已昏迷多日，身上插满大大小小的管子，脸上表情非常痛苦。我真不忍心正视他那枯槁的容颜，默默地站了十分钟就退出来了。
十日晚上八点多钟，小南打来电话，第一句话是：“我父亲今天上午过世了……”，电话那头传来啜泣声。过了好半天，她才接下去说：“不管怎样，在他也算是一种解脱。”是的，我想起了竖立在八宝山公墓告别大厅门前一块木牌上写的那句话：死亡对于死者并非悲哀，对于生者才是悲哀。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恩师邓广铭先生。
一九九八年三月，写于邓广铭先生九十一周年冥诞之际（原载《读书》1999年第3期，发表时有删节）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