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 宋史泰斗
——沉痛悼念邓广铭先生张 希 清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宋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邓广铭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1月10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1岁。他的逝世，是我国史学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而感到深深的惋惜和万分悲痛。
邓广铭先生，字恭三，1907年3月1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即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助理员和史学系助教。1937年至1942年，在北平图书馆、西南联大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门致力于宋史研究。1943年至1946年，在重庆复旦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副教授，1950年任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1954年至1966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8年至1981年，任历史系主任；1981年至1991年，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
同时，邓先生还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他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编辑委员会主任。1980年以来，历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1982年以来，历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顾问；1983年以来，历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顾问等。
邓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教学工作逾六十年。先后开设了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辽宋金史、史学方法论、唐宋农民战争史、宋史专题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既逻辑严密、旁征博引，又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所撰写的《中国史纲要》辽宋金史部分，第一次建立了辽宋金史的教材体系。这部教材简明扼要，阐述精湛，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教委向全国大学历史系推荐的教材，荣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邓先生在教学上对学生严格要求，悉心指导，诲人不倦，为中国历史学界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专门人才。许多著名宋史学者都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1981年，在邓先生积极倡议和呼吁下，创建了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他担任研究中心主任达十年之久，制定了“多出人材、快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培育出的许多中青年学者都已成为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栋梁之材，完成学术著作数十部，为史学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在辽宋金史方面创获尤多，著作宏富，蜚声海内外。他研究领域宽阔，学问博大精深，在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学术文化史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建树。邓先生曾提出年代、地理、职官和目录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他特别重视史料的鉴别，力求去伪存真，把研究工作建立在最可靠的基础之上。他总是依靠科学的理论，运用缜密的方法，实事求是，对史实进行分析研究，以图解决疑难，得出令人折服的新结论。
早在1937年初，邓先生就以《＜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证》一文为学术界所瞩目，受到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著名学者的好评。1939年，他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和《稼轩诗文抄存》三部书稿，奠定了在史学界的地位。随后，又完成了《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两部著作，这是《宋史》成书六百年来的第一次认真清理，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陈寅恪先生在《宋史职官志考正》序言中指出：“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
邓先生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穷毕生之力，以求不断创造新的水平。他倾注极大心力反复修订的学术专著《王安石》、《岳飞传》，既是研究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和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开创性著作，也是研究整个宋代历史的重要著作。《岳飞传》一书初刊于1945年，1955年再版时作了大幅度修订，1983年增订再版，又作了大幅度改写，前后历时近四十年。《王安石》一书，初刊于1951年，1975年重新撰写出版，1979年修订再版，1997年底又经大幅度增订修改后再版，也是积四十余年之功。他还计划修订《陈龙川传》、《辛弃疾传》，由于疾病而未竟其志。他这种锲而不舍为学术献身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邓先生还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主要论文经他亲自编订，结集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和《邓广铭治史丛稿》出版。
邓先生对古籍整理研究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1982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以来，他就是小组的成员。特别是从1983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他就是古委会的副主任，直至逝世前，仍然担任古委会的顾问。他为全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做了很多工作。同时，他还亲自校点整理了《涑水记闻》和《陈亮集》（增订本）；他主持校点整理的古籍还有《宋朝诸臣奏议》、《三朝北盟会编》等。
邓先生的许多著述都是富有创见的传世之作。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邓先生被称为一代宗师、宋史泰斗，是当之无愧的。
邓先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爱憎分明，耿介刚直，胸襟坦荡，淡泊名利，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古籍整理研究和历史科学的繁荣与发展呕心沥血，不遗馀力。当他重病在身之时，心之所思，情之所系，仍然是学术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邓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历史科学、为古籍整理、为教育事业奋斗不息、奉献一切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前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