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广铭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田余庆

 　　邓广铭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应该说，邓先生占有重要的一席。他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宋辽金史方面贡献尤多，在海内外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纪昀曾经说：“文章公论，历久乃明。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自新史学诞生以来，在断代史或专门史领域中获得举世公认的最高成就者，屈指可数。而邓先生作为本世纪宋史断代研究的开创者、宋代史学研究体系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邓先生在为《治史丛稿》一书所作的自序中，曾用章学诚“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这两句话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独断之学，考索之功”八个字，正道出了他的治学风格。
　　邓先生素以史识见长，而且学养深厚。早在1943年，陈寅恪先生在为《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即评价说：“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1947年，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顾，其中说：“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
　　最近，周一良先生在其纪念文章以及与弟子的信件、谈话中，称邓先生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他指出：邓先生的宋史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他以南北宋并重，不但研究政治史、经济史，也研究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甚至还笺注过辛词，这在宋史学界是无人能比的。“并世诸贤治断代史者似罕有人能与之同样全面而深入地专精一个时代”。他还说：“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邓先生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并且进而解释道，满清一代学风朴实，乾嘉时代的学者，在史料考订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是没有一个人写历史；现代史学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者，许多人都能做出扎实的研究成果，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写出历史。这就是邓广铭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
　　邓先生对于学术理想、学术品质的追求始终不渝。他精益求精，穷毕生之力，以求不断创造新的水平。即使在年过90以后，仍然每日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
　　四十年代初，他对于《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订，是自《宋史》问世六百年来对此书进行的第一次认真清理。六十年代初，他参加了由翦老主持的《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工作，在他所撰写的部分中，第一次建立了辽宋金史的教学体系。
　　他一生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的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他的获奖之作《稼轩词编年笺注》再三修订，就在1993年最后一个增订本出版之后，他又着手进行新的修改，改动的地方已达一百馀处。从1937年到1997年，这一部著作的创作历程前后竟达60年之久。他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改写一遍，由于疾病而未竟其志。他在耄耋之年“四写王安石”，并且不顾病痛，坚持在病床上看完了校样。如此严肃的学术精神，在当代学人中是少有的。他的一生，心之所思，情之所系，始终是学术事业。
　　史学是一种批判的科学。邓先生一向反对那种“奄然媚世为乡愿”的作风。他从不人云亦云，总是能够自成一说，提出独到见解。他的学术论著，从来都具有鲜明的战斗风格。他在晚年为维护理论、学风的纯洁性，为反对学术事业中的草率苟且，不遗余力大声疾呼。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曾经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的进步。我九十岁了，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坏，都具有战斗性。我都是扎扎实实去做，也许有错误，自己也认错。”
　　邓先生在他所负责的任何岗位上，都从不懈怠，从不苟且。他从教六十年，对学生严格要求，悉心指导。他始终坚持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曾经将自己多年的教学、研究心得加以总结，提出以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他为中国历史学界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专门人才，今天宋辽金史学界的中坚力量许多都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
　　邓先生晚年为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培养史学后备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曾经出任“文革”后北大历史系首届系主任，为拨乱反正作了大量工作。他当年提出的教学改革思路，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在邓先生积极呼吁下，创建了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他担任研究中心主任达十年之久，培育出的许多中青年学者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的栋梁之材，这是邓先生“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
　　他一生中曾多次参与报刊学术专版的编辑工作，“文革”以前，他参加编辑的《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曾经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他曾经担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并担任会长，为推动史学研究的繁荣做出了艰辛努力，特别是促使中国大陆宋史研究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他长期担任高校古籍整理方面的领导工作，而且亲自进行并主持了多部历史文献的校点、整理和研究工作。
　　邓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有棱有角，有声有色。今天我们纪念他，正是要将他所追求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精神境界发扬光大。

　　　　　　　　　　　　　　　　　　　　　　　　（1998年3月16日）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