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志 长安志图》 北宋宋敏求、元李好文著，辛德勇、郎潔點校
发布时间：2018-01-08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ISBN 978-7-80736-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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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長安志二十卷，北宋 宋敏求撰；長安志圖三卷，元 李好文撰。
宋敏求，字次道，趙州 平棘（今河北 趙縣）人。仁宗 天聖二年（公元1024年），以父宋綬蔭官入仕，初授秘書省正字，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官至右諫議大夫，加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復加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事具宋史與東都事略本傳，以及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收錄之范鎮撰宋諫議敏求墓志。
敏求家富藏書，博學多識，歷任館閣校勘、修唐書編修官、仁宗實錄檢討官並同修起居注、史館修撰等有關著述的職事，除參與修撰唐書（即歐陽修、宋祁主持編修之所謂新唐書）和仁宗實錄，以及本人文集數種凡四十八卷之外，尚補修唐武宗以下六朝實錄一百四十八卷，編輯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二卷，輯錄石刻漢唐間人詩一千一百三十篇為寶刻叢章三十卷，以韻類次宗室名五卷，所撰著書籍另有東京記三卷、河南志二十卷、三川官下錄二卷、春明退朝錄二卷等。
此書為古長安（今陝西 西安）完整存世最早的志書，寫成於宋神宗 熙寧八九年間，行世諸本卷首刊有趙彥若在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二月撰寫的序文。清四庫館臣評述此書內容，謂：“是編皆考訂長安古蹟，以唐 韋述 西京記疎略不備，因更博採群籍，參校成書，凡城郭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郵驛，以至風俗物產、宮室寺院，纖悉畢具。其坊市曲折，及唐盛時士大夫第宅所在，皆一一能舉其處，粲然如指諸掌，司馬光嘗以為考之韋記，其詳不啻十倍。今韋氏之書久已亡佚，而此志精博宏贍，舊都遺事，藉以獲傳，實非他地志所能及。” （四庫全書總目之“長安志”條）因將此書列置地理類古蹟之屬。實際上，作為北宋中期修撰的一部地方志，書中所記，並非僅限於唐 長安之古蹟，而是在立足於趙宋本朝地理的基礎上，溯及周 秦 漢 唐各個時期的遺蹟和建置。
在現存宋代方志中，長安志成書時間較早。與唐代以來的州郡圖經相比，長安志突出體現了宋代新型方志的兩大特色：一是側重歷史古蹟，二是文化性明顯增強。出現這種情況，首先是由於仁宗 慶曆以來學術風尚的變化，引發人們探索古代器物、歷史遺迹和各地歷史文化的欲望。因此，宋敏求的長安志和先此所撰河南志，俱以側重記述往古“興廢遷徙”之蹟而著稱於時（宋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五河南志序）。顯而易見，宋敏求此書，對研究宋代以前特別是周 秦 漢 唐時期的長安城及其周邊地區的地理和歷史問題，具有重要價值。
唐代的州郡圖經，都有地圖與文字相輔而行。記述以往的地理和古蹟，地圖的作用愈為重要。美中不足的是，宋敏求的長安志沒有配置地圖。有鑑於此，陝西諸道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好文，於元順帝 至正二年九月編著地圖三卷，並輔以文字記述，“名之曰長安志圖，明所以圖為志設也”（長安志圖卷首李好文序）。此長安志圖撰成之後，一直如李氏所愿，附著於長安志書前以傳。惟清修四庫全書時，館臣闇昧，妄加揣測，誤以為是書本名應為長安圖記，並謂“好文是書，本不因敏求而作，強合為一，世次紊越”，硬行將其拆分為兩書，“各著於錄”（四庫全書總目之“長安志圖”條）。這種做法，明顯違背李好文的本意，理應予以更正。
傳世長安志版本，以明 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孟秋陝西 郃陽書堂刻本最早。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十月，西安知府李經重刻此書，也有印本存世。相互對比可知，這兩部明刻本應當出自同一元刻祖本。成化本和嘉靖本在清代都很稀見，讀者多憑傳寫，以至清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陝西巡撫畢沅再次校刊時，也只能依據輾轉出自成化本的一部抄本。與畢沅刊刻此書約略同時，清廷亦將其校勘寫入四庫全書。畢沅刻本隨後匯入所纂輯經訓堂叢書，亦稱經訓堂本（或以畢氏齋號稱為靈岩山館刻本），世間傳佈較廣，清人始獲通行讀本。此本復有清末王先謙重刻本和民國二十年長安縣志局鉛字排印本，流行更為普遍。
以上各本都有很多文字訛誤，需要勘正，因不揣谫陋，試予點校。點校過程中，成化、嘉靖兩本文字異同的覈對，以及全部書稿的謄清校對、長安志圖各幅圖面上文字的校勘，由郎潔負責；我本人則負責其他標點和校勘事宜。北京大學 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榮新江教授，惠予明 成化本的複印本，為點校此書提供了重要幫助；日本 中央大學 妹尾達彥教授，在多年前惠予靜嘉堂文庫藏 朱彝尊 潛采堂抄本的複印本，亦多有助益。在此謹致以誠摯謝意。
辛德勇
2011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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