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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文庫·典籍编”
新疆圖志
[清]王树枬 等 纂修
朱玉麒 等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12月
ISBN 978-7-5325-7572-5
《新疆圖志》整理小組
主 編 朱玉麒
整理人員（以姓氏拼音爲序）
鄧 媛 高 健 郭桂坤 郭院林 蔣小莉 林宏磊
劉振偉 劉子凡 施新榮 史國强 司豔華 宋曉蓉
孫文傑 王啓明 吳華峰 徐玉娟 于 强 周 軒
朱玉麒
《新疆圖志》目錄
圖 版
前 言（朱玉麒）
整理凡例
新疆圖志序（袁大化）
凡 例
新疆圖志纂校銜名
新疆圖志引用書目
目錄
卷一 建置一
卷二 建置二
卷三 建置三
卷四 建置四
卷五 國界一
卷六 國界二
卷七 國界三
卷八 國界四
卷九 國界五
卷十 天章一
卷十一 天章二
卷十二 天章三
卷十三 天章四
卷十四 天章五
卷十五 天章六
卷十六 藩部一
卷十七 藩部二
卷十八 藩部三
卷十九 藩部四
卷二十 藩部五
卷二十一 藩部六
卷二十二 職官一
卷二十三 職官二
卷二十四 職官三
卷二十五 職官四
卷二十六 職官五
卷二十七 職官六
卷二十八 實業一
卷二十九 實業二
卷三十 賦稅一
卷三十一 賦稅二
卷三十二 食貨一
卷三十三 食貨二
卷三十四 食貨三
卷三十五 食貨四
卷三十六 祀典一
卷三十七 祀典二
卷三十八 學校一
卷三十九 學校二
卷四十 民政一
卷四十一 民政二
卷四十二 民政三
卷四十三 民政四
卷四十四 民政五
卷四十五 民政六
卷四十六 民政七
卷四十七 民政八
卷四十八 禮俗一
卷四十九 軍制一
卷五十 軍制二
卷五十一 軍制三
卷五十二 物候一
卷五十三 交涉一
卷五十四 交涉二
卷五十五 交涉三
卷五十六 交涉四
卷五十七 交涉五
卷五十八 交涉六
卷五十九 山脈一
卷六十 山脈二
卷六十一 山脈三
卷六十二 山脈四
卷六十三 山脈五
卷六十四 山脈六
卷六十五 土壤一
卷六十六 土壤二
卷六十七 水道一
卷六十八 水道二
卷六十九 水道三
卷七十 水道四
卷七十一 水道五
卷七十二 水道六
卷七十三 溝渠一
卷七十四 溝渠二
卷七十五 溝渠三
卷七十六 溝渠四
卷七十七 溝渠五
卷七十八 溝渠六
卷七十九 道路一
卷八十 道路二
卷八十一 道路三
卷八十二 道路四
卷八十三 道路五
卷八十四 道路六
卷八十五 道路七
卷八十六 道路八
卷八十七 古蹟一
卷八十八 金石一
卷八十九 金石二
卷九十 藝文一
卷九十一 奏議一
卷九十二 奏議二
卷九十三 奏議三
卷九十四 奏議四
卷九十五 奏議五
卷九十六 奏議六
卷九十七 奏議七
卷九十八 奏議八
卷九十九 奏議九
卷一百 奏議十
卷一百一 奏議十一
卷一百二 奏議十二
卷一百三 奏議十三
卷一百四 奏議十四
卷一百五 奏議十五
卷一百六 奏議十六
卷一百七 名宦一
卷一百八 武功一
卷一百九 武功二
卷一百十 武功三
卷一百十一 忠節一
卷一百十二 忠節二
卷一百十三 人物一
卷一百十四 人物二
卷一百十五 兵事一
卷一百十六 兵事二
卷一百十七 補編一
卷一百十八 補編二
卷一百十九 補編三
卷一百二十 補編四
新疆全省輿地圖
新疆圖志西域地名索引
新疆圖志西域人名索引
《新疆圖志》整理本前言
（簡約版）
朱玉麒
一
新疆古稱西域。“西域”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範圍也多有變化。用西域指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為核心的區域，從漢代以來一直延續到了清朝中期。乾隆年間經營西北，“西域”的概念過渡為“西域新疆”，並逐漸以“新疆”作為專有名詞指稱西域，故祁韻士在嘉慶年間撰著的《西陲要略》中，有“今之新疆即古西域”的定義。光緒年間，左宗棠收復天山南北失地，力主建省，於是從光緒十年（1884）起，“甘肅新疆省”及其簡稱“新疆”在行政稱謂中完全替代了西域的舊名。
在乾隆經營西北以來，“盛世修志”的觀念也體現在西域/新疆的文化建設中。有清一代新疆地區的通志纂修，前後凡三次四種。
清代前期，有乾隆年間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簡稱《西域圖志》）五十二卷。這部志書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成，由武英殿刊刻並寫入《四庫全書》。由於乾隆皇帝的親自過問、編纂人員傾全國之力、主纂人員又多參與西域平定的不同事務，《西域圖志》因此比較全面、真實、詳細地彙集了乾隆統一和經營西域的史料，成為清代邊疆通志纂修的典範。
清代中期，又有嘉慶年間的《西陲總統事略》和《欽定新疆識略》（簡稱《新疆識略》）接續前志，成為新疆地區新的地方通志。這兩部新的志書由伊犁將軍承辦，開創了新疆地方政府纂修通志的先河。注重文化建設的伊犁將軍松筠為了總結統一以來幾十年中的發展面貌，召集流放伊犁的文人先後纂修，於嘉慶十二年（1807）由祁韻士纂成了《伊犁總統事略》十三卷，後來多以《西陲總統事略》的名稱刊行；嘉慶二十五年，又由徐松纂成新的《伊犁總統事略》十三卷，後出轉精，在道光元年（1821）由松筠恭進清廷時，得到新即位的宣宗皇帝賞識，賜名《新疆識略》，並御製序文，道光二年由武英殿刊行。這是“新疆”作為一個省級行政區的專有地名，首次被政府在正式的文本中啟用。
清代後期，《新疆圖志》的編纂成為新疆地方通志在清代最後的總結。以王樹枬為代表的清末新疆官員，承擔起了為建省後的新疆譜寫新志的重任。《新疆圖志》從光緒三十三年開始編纂（1907），宣統三年（1911）完成，由新疆通志局活字印刷行世。因此，這部纂修於新疆建省以後、完成於辛亥革命期間的通志，也是中國封建王朝時代有關新疆的最後一部通志。《新疆圖志》皇皇巨著，凡一百一十六卷、二百多萬字，不僅在數量上超越了以往的志書，其承載時空的悠長、完備，編纂觀念的守正、趨新，也都後來居上，成為新疆地方通志的殿軍。
所以，在掀開中國現代史的篇章前，《新疆圖志》堪稱是一部為古代新疆做了全面總結的集大成的百科全書。
二
《新疆圖志》的纂修，光緒三十三年由新疆布政使王樹枬（1851—1936，枬字或作枏、楠）創議興辦，其時建立了新疆通志局的機構。樹枬字晉卿，晚號陶廬老人，河北新城（今高碑店）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先後在四川、甘肅歷任知縣、道員等職。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三年（1906—1911），任新疆布政使。在任期間，除了改革幣制、創設郵政、興辦實業等一系列使新疆走向近代化的作為之外，《新疆圖志》的纂修，也是他在任上重要的文化建樹之一。今存《新疆布政使司就纂修通省志事札吐魯番廳文》對於纂修《新疆圖志》的意義有明確的表述。在札飭中，表達了對清朝統有新疆而超邁漢唐的主權意識，並從建省以來“一切規模粗具，惟有志乘闕如”的表述中體現了為新疆建省而修志的明確目標。這份札飭於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下達到吐魯番廳，已經開始了通志編纂的實際工作安排，並在來年的光緒三十四年成立了新疆通志局——通志纂修開始和通志局建立的年份，過去的研究多有誤差，現在根據這份札飭檔案，可以定讞。
此外，根據飭後所鈐“甘肅新疆布政使司之印”的印章，可知實際的執行機構是新疆布政使衙門；而具體纂修的倡議與組織者，是時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樹枬。因此宣統三年《新疆圖志》告成之際在新疆巡撫任上的袁大化就成為當然的修志“總裁”。但是王樹枬的署名出現在“總纂”和“總辦局務”中，可知居功甚偉。圖志編纂的收尾工作由候選道王學曾完成，因此“總纂”銜名由王樹枬、王學曾共同署名。按照地方志責任者常規的署名方式，《新疆圖志》的作者是“袁大化修，王樹枬、王學曾纂”。
王樹枬在擔任《新疆圖志》總纂、總辦期間，不僅手訂志例、分門列目，還親自參與了一些分志的纂修和修訂，在為鍾鏞的《新疆備乘》所撰序言中，稱“當時予所手訂者凡十餘篇”。也就是說，全部《新疆圖志》二十九志中的三分之一，王樹枬都參與了文字編纂。其中提及的《國界志》、《山脈志》、《兵事志》、《訪古録》、《新疆小正》、《禮俗志》、《道路志》，後來也都以王樹枬個人的名義有單行本刊印。
除了擘畫有方、身體力行之外，《新疆圖志》能在短短三五年之內就完成巨製，還依靠了一批履新的文人擔任了分志的編纂工作。這其中有履新任官者如王學曾、郭鵬、李晉年、劉文龍、段永恩等，也有因事流放或寄寓新疆者如鍾鏞、裴景福、宋伯魯等。據《新疆圖志》卷首的“纂校銜名”記載，參與纂修圖志的人員多達六十八人，但這還不是全部。總之，是王樹枬的號召力和烏魯木齊豐富的人力資源庫，成就了清末《新疆圖志》實力雄厚的編纂團體。
三
作為清代邊疆通志的典型和新疆地方志的集大成者，《新疆圖志》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突出特點，值得表彰：
1、觀念進步
《新疆圖志》的編纂，承襲傳統通志為地方列傳的觀念和體例，是中國地方志中後來居上的重要典型。這種繼承性，與王樹枬等修撰官員在傳統國學中的博學淵覽有關。更重要的是，在中國近代變革的轉型之際，他們的思想能夠與時俱進，決定了新的地方通志在反映新疆建省後的面貌時，注入了新時代的編纂觀念。具體的表現，是《新疆圖志》的編纂順應時勢，具有晚清新政革命帶來的强國富民理想。
王樹枬在內地任官之際，就以關心國際局勢、勇於改革而聞名。他曾著有《彼得興俄記》、《歐州族類源流考》、《希臘春秋》、《希臘學案》，被伯希和稱道為“反映了一名開放的思想家使用一種比較可靠的語言所進行的闡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烏魯木齊，是東西方探險家穿梭往來的開放型城市，王樹枬和《新疆圖志》的其他編纂者，經常與這些海外人士切磋學問，在伯希和、馬達漢、莫理循的遊記中，都記載到王樹枬等人正在編纂這部重要的地理著作而向他們求教西方政治、財經、科學方面的問題，以及打算利用他們的測繪資料到圖志編纂中去的交往。
從思想到知識，《新疆圖志》不忘主權意識與强國之夢、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編纂觀念，保證了其在晚清方志中的進步性和科學性。
2、分類合理
《新疆圖志》採用分志敘述的方式，共設立了建置、國界、天章、藩部、職官、實業、賦稅、食貨、祀典、學校、民政、禮俗、軍制、物候、交涉、山脈、土壤、水道、溝渠、道路、古跡、金石、藝文、奏議、名宦、武功、忠節、人物、兵事二十九個門類，是所見新疆方志中分類最為豐富、體例最為完備的一種。
作為總纂官的王樹枬在考取進士之前的青年時代，就參與了直隸總督李鴻章在保定創辦的畿輔通志館的纂修工作，因此對於方志纂修訓練有素。在歷代通志反映地方自然與社會狀況最為基礎和傳統的門類中，也有纂修者因地制宜的創新之處，如學校一門，完全不同於內地圍繞科舉為中心的精英教育記録，而是偏重於新政革命以來對於基礎教育建設的記載；其中對民族地區教育成敗的反思和對策，也多有敘述。
更重要的是，新疆作為邊疆、民族省份而不同於內地省區的特徵，在《新疆圖志》也受到重視，在編纂過程中創設了新的分志門類。如設立國界、交涉諸志，對涉及國家利益的疆界、外交給予重點描述；設立藩部、禮俗諸志，對於多民族聚居地的民情風俗給予詳細介紹；設立軍制、民政諸志，對於邊疆地區軍隊建設和民政舉措給予具體羅列；設立溝渠、土壤諸志，對建省以來興修水利、開墾土地情況給予翔實記載。
因此，即使我們將在後面討論《新疆圖志》倉促編纂帶來種種局部的失誤，但都無法掩蓋圖志編纂中的體大思精和恢弘佈局為地方志編纂所帶來的方法論貢獻。
3、史料豐富
《新疆圖志》為後來者提供了新疆在帝制時代最為詳贍的地方史料。圖志的凡例專門提及：“各志記載攸關，凡得之前書者，必詳舉原書，附考於下；雖採取之各府廳州縣鄉土志及各項公牘者，亦必標題清晰。非僅求不掠人美，蓋必如是而來歷分明，近足以徵信當時，遠足備後來考證也。”這一宗旨表明了王樹枬等在纂修之初就確定了無徵不信的編纂目標。
圖志編纂中的史料表現，一方面，在有關新疆歷史的材料上，纂修者勤於翻檢典籍，從豐富的中國古代史志和當代著述中比勘論證，進行敘述，所以《新疆圖志》是一部考、述結合的史料庫。雖然《新疆圖志》卷首的“引用書目”只列出了五十種參考書目，而在具體的撰述中，隨文出注的史料文獻，據後來的研究者鉤稽，竟達六百多種。
另一方面，清代建省以來的“當代史”記述，是《新疆圖志》“詳今略古”觀念下編纂的最大宗。編纂者依據現存檔案、各地採訪録、新編鄉土志等來完成對當時建置、居民、貿易、物產等天地人事的記述，是保證《新疆圖志》具有可信度的重要原因。
正因為《新疆圖志》的編纂出自對當時文獻的充分依賴，我們至今可以從中獲得的一手資料。如有關新疆職官的史料，目前仍以《新疆職官志（1762-1949）》為最完備，而散處《新疆圖志》各分志的地方職官可補《新疆職官志》之名録者，不下百處。
4、圖表並重
在《新疆圖志》卷首的八則凡例中，一共有三則凡例專門說明《新疆圖志》的地圖編纂，開篇即言“是書圖志並重，不敢偏重於志而略於圖”，可見對於地圖繪製的重視。
這些精繪的地圖，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標誌實業、鹽產、郵政、電線分佈和以府廳州為單位的道路交通示意圖，凡二十二幅，分别附録在宣統三年印行的《新疆圖志》之《實業志》、《食貨志》和《道路志》中，達到圖文並茂、“以豁閱者之目”的目的。二是繪製有經緯度標誌的全省地圖，凡五十八幅，除了開篇的四幅地圖各為一道而合為一省之圖外，其餘府廳州縣地圖各一幅，又有“伊犁將軍轄境圖”“阿爾泰山圖”各一幅，其時伊犁將軍主要管轄伊犁、塔城一帶邊防，而阿爾泰山地區當時還未在行政建制上歸屬新疆，但是由於塔阿借地等問題使之與新疆事務密不可分，《新疆圖志》在建置、國界諸志中有關阿勒泰事務的記載以及地圖的專門繪製，事實上也為民國年間阿山道的建置歸屬於新疆提供了理據。但是後來的收藏者和影印著不知就裡，將其分别著録，造成了《新疆圖志》並無地圖而名不副實的印象。
另外，利用大量的表格來一目了然地反映新疆事務的紛繁內容和遞進資料，也成為《新疆圖志》的一大特色。在《藩部》、《職官》、《民政》、《道路》諸志中，表格呈現的方式多達七十餘表，僅《藩部志》詳明表述土爾扈特、和碩特、回部各族牧界、世次等內容，就製作了表格二十四種之多，成為方志敘述語言之外明晰的補充材料。
編纂於晚清動盪之際的《新疆圖志》，因為時間倉促、書出眾手，自然也免不了帶來種種缺陷和失誤。約而言之，有以下數端。
1、引文失誤。《新疆圖志》講求無徵不信，大部分的引用文字，都標誌出處。但是核對所引原書，則往往發現這些引文似是而非，多有訛誤。
2、出處誤記。《新疆圖志》抄撮引文時，有誤記出處而張冠李戴者；還有一些引文因為誤標出處，以致難以覆按。
3、知識錯誤。《新疆圖志》也有因為未經目驗而誤記史實、不諳民族語言而錯標漢字，造成知識性的錯誤。凡此種種，提醒讀者在使用《新疆圖志》時，應該核驗其所據引的原始典籍，以免以訛傳訛。
4、重複敘述。《新疆圖志》因為各志編纂出自不同的人員，總合、校勘難以面面俱到，遂至許多內容有重複之嫌。重複録文、重複列傳不一而足。
四
《新疆圖志》在編纂之初，定名為《新疆通志》，但最終可能因為豐富的地圖繪製，使本書採用了傳統的圖志並稱的書名，而改為《新疆圖志》。
《新疆圖志》最初可能印行過先期纂修好的個别分志單行本。因為《新疆圖志》是按照二十九種分志分别纂修，所以各志完成的時間也不一致，提前完成的各志，似乎也都在全書印行之前有單册印行的情況。1910年莫理循經行西北，到達烏魯木齊，就曾記録《新疆圖志》已經完成了九卷的情況，以上的分志，估計就有莫理循所及見者。
這部《新疆圖志》全帙最早的印行本，當在宣統三年十二月，即公元1912年1-2月間，由新疆通志局在烏魯木齊利用木活字排版刷印（以下簡稱“志局本”）。該書一百一十六卷、卷首一卷，裝訂為一百一十七册。封面均有隸書“新疆圖志 少魯題籤 辛亥冬月”字樣貼簽，少魯即王學曾的字，可知刷印裝訂的時間不早於宣統三年十月，而卷首袁大化的總序所署年代為“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嘉平月上澣”，則全書最後印行完成也當在十二月底了。這部木活字本的印行，除了上節指出的失誤之外，還留下不少製版錯誤，如植字顛倒、轉向以及許多排版中的誤植、脫訛，在印行之後不得不另鈐紅色活字做旁改處理，這種情況每卷都有。加之當時新疆的紙張、活字品質都難臻完美，印刷漫漶之處也在在多有。
《新疆圖志》第二次印行，在民國十二年（1923）。其時羅振玉、王國維等發起在中國成立東方學會，於北京、天津設立總會所，並“設印書局以流通古今書籍並本會學術雜誌”，於是在辛亥年間倉促印行的《新疆圖志》得到東方學會的推薦，在天津得以重印。該書封面貼簽題“新疆圖志”，而內封題“重校訂新疆圖志百十六卷”，牌記題作“歲癸亥東方學會據志局本重校正增補天津博愛印刷局印行”，鉛字排印，分裝四函、三十二册，印刷精美，其鉛字、用紙和裝幀都堪稱上乘，一改志局本的粗糙。東方學會本除了改正志局本上明顯的紅字所改正的錯誤外，對於志局本一些古雅生僻的用字，也往往改正為通行而易於理解的字詞。此外，東方學會本還在具體的編排上做了修正。不過，東方學會本在排版過程中，也產生了不少新添的文字訛誤，均以不熟悉西北史地而有魯魚亥豕之失。從整理本的校勘記可知，東方學會本改正志局本錯誤的功績，適與其造成新的舛誤可以等量齊觀。
以上兩種刊印本之外，天津圖書館還收藏有一種抄本，凡一百二十卷，卷首一卷，分裝為一百二十三册，每册以黄色綢緞包裝，故稱“黄册本”。其書原為民國實業家、方志收藏名家任鳳苞天春園舊藏，多被認為是宣統三年上呈軍機處憲政編查館的精抄本。與印本相較，也多有不同，如其第二册為《禮俗圖》，為它本所無。黄册本在《建置志》中還有“兩漢沿革圖”、“三國西晉六朝沿革圖”、“唐代沿革圖”、“宋代沿革圖”、“元代沿革圖”、“明代沿革圖”，《國界志》中有“欽差大臣長順會同俄使佛哩得勘定伊犁中段圖”等各圖，可見即使在地圖本身的製作上，原本也繪製了比現在所能見到者更多的地圖。外如袁大化為《新疆圖志》各分志撰寫的序言，黄册本中除《水道志》前闕如外，其餘二十八分志序言為各本中保留最多者。黄册本中，還保留了王學曾纂修的四卷“補編”，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後新疆的社會狀況，保留了那一時期珍貴的資料，不無參考價值。如補編二附録“鐵路虛線全圖”一幅，讓我們瞭解到清末新政中新疆鐵路建設的宏偉規劃。
五
《新疆圖志》作為古代新疆地方百科全書的集大成者，更是近代新疆地方史料的富礦，是西域/新疆史研究的重要資料。不過對於該書的利用，卻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一是兩次刊印的《新疆圖志》都留下不少文字錯誤，難以卒讀；二是後來的收藏將圖、志分散，難窺全貌；三是相關的影印縮微奪漏，閱覽維艱。對該書的點校整理成為我們充分使用這一重要文獻的基礎。
目前呈現給讀者的這一點校本，主要做了如下的古籍整理工作：
1、第一次綜合了上述三種《新疆圖志》的全本，做全面的標點、校勘。我們以流傳較廣的東方學會本為底本，以志局本作為校本，並核對相關原始文獻，盡可能避免了正文中的文字錯訛，並通過校勘記的形式糾正了史實論述的錯誤。本書還增補了黄册本中為刊本所不載的袁大化分志序言和四卷補編的內容，使圖志編纂中的所有文獻得到了盡可能全面的展示。
2、第一次將分離的圖、志合刊。圖、志分排，造成了《新疆圖志》纂修名不副實的錯覺，也給閱讀帶來了很大不便。五十八幅的《新疆全省輿地圖》，後來只有馬大正等整理《新疆鄉土志稿》時，曾經縮印單色附録，這個影印，不僅沒有回復原貌，而且也混淆了圖與志的關係。這次的整理，利用了國家圖書館藏東方學會版的彩印本，使之恢復了圖、志並存的舊觀。然因印製等技術合成上的困難，此《新疆全省輿地圖》將與本書配套，另册出版。原來附録在通志局本正文中的二十二幅黑白地圖，在東方學會本中被定名為《新疆實業鹽產郵政電線道里圖》單另成册，所惜該圖册遺漏了《焉耆府總圖》一幅，並刪除了所有地圖框外的繪製者人名。此次的整理本，為了盡可能地保存原圖信息，仍以志局本的二十二幅地圖插入正文，使之圖文對應，方便讀者。
3、第一次為本書配置了人名和地名索引。多民族聚居的新疆，豐富的語言帶來了不同語種的人名和地名稱謂，以及不同的名稱構成，因此在使用漢語音譯的過程中，也造成了大量同人同地異名，和異人異地同稱現象；再加上排版植字者不知就里的刺剌、柘拓之混，稱名現象的複雜程度，成為閱讀的最大障礙。本書的人名、地名索引，對圖志中與新疆及其周邊直接相關的人名、地名編製了詳細索引，儘量將異人異地的同名現象做出區分。而且通過這一索引匯總，也方便了對翻譯名稱的研究和統計。然本索引内容豐富、體量很大，亦将另册出版。
由於時間的倉促和整理水平的限制，本書的點校也留下很多遺憾。如：《新疆圖志》的多種單行刻本、抄本以及稿本，此次沒有列入校勘的範圍；對黄册本《新疆圖志》的版本價值，僅限於增補他本沒有的文字部分內容，并沒有將該本作全面的校本利用；而且黄册本中的《建置志》、《國界志》中的多幅沿革、邊界圖，整册的《禮俗圖》，因為考慮到刻本的體例完整和一致性，此次也沒有附入。對於《新疆圖志》編纂過程中的史料發掘和細節研究的不足，也限制了我們的整理水平。凡此都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以期將來的增訂工作能夠更加進步。
本書的整理工作緣起於2009年筆者在新疆師範大學主持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工作期間。參加這一整理工作的，有新疆師範大學、新疆大學和石河子大學從事西域研究的教師與研究生。其後筆者奉調北大，這項整理工作也得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支持。因此這一典籍的整理，屬於新疆師範大學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共同的成果。對於《新疆圖志》的編纂者及黄册本等珍稀版本的研究，也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新疆稀見史料調查與研究”（項目批准號11&ZD095）的資助，它也是以上這一重大項目的研究成果。
本書的完成，還要感謝以下單位和個人的支持：新疆大學圖書館提供底本與校本的複製，天津圖書館提供黄册本增補的掃描，中國國家圖書館提供《新疆全省輿地圖》使用的授權；馮其庸先生始終關心圖志的整理并欣然為本書題簽，寧燕女士提示新疆檔案有關《新疆圖志》編纂的資料，北大中古史中心圖書館方平老師為編纂資料掃描和複製隨時提供的各種方便。
自整理工作開始，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毅然簽約出版這一整理成果。六年以來，本書的整理得到各届社領導的關注，責任編輯呂瑞峰一直盡責地承擔本書的各種出版事務，出版社的審校人員出色的工作也幫助我們避免了很多校勘錯誤。這部書稿的成果，也凝聚了該社的心力，謹此向相關人員致以誠摯的謝意。
2015年11月24日於北大朗潤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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