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寫這本小書，純粹出於偶然。
這是緣自浙江的傳古樓想要影印出版清嘉慶胡克家仿刻的胡注《通鑑》，讓我隨便談談相關的版刻事宜，附印在後面，以供讀者參考。孰知我生性好鑚牛角尖，認死理，盯住問題就放不開，沒法隨意敷衍；恰好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正趕在這個時候影印出版了上海圖書館所藏胡注《通鑑》的元刻初印本，讓我具備了深入探討的客觀條件，想寫可寫的問題也就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結果，通過彙集在這裏的這些文稿，大體梳理清楚了《資治通鑑》的版刻源流。
《通鑑》是一部重要的編年體史書，頗受讀史治史者重視。從狹義的史料價值亦即紀事的獨特性和可信性角度來看，兩晉南北朝以至唐五代部分，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唐五代部分尤甚。治史者讀《通鑑》，同閱讀所有古代典籍一樣，要想更好地利用其史料價值，就不能不講究版本。
其實衹要稍加思索，大家也就很容易明白，不僅是兩晉南北朝李唐五代時期這部分紀事，即使是像秦漢時期這樣在紀事方面略無獨特價值的內容，由於《資治通鑑》撰著於北宋中期，當時所依據的《史記》、《漢書》等原始著述，往往會比後世傳本更加準確，更爲接近其原始面貌，因而對研治相關史事，也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而要想更好地利用《通鑑》的文本價值，同樣需要考究它的版本狀況。
長期以來，有一些特別重視《通鑑》史料價值的學者，往往拿起來就用，不甚留意司馬光這部書的文獻學問題，以致造成一些紕繆。例如田餘慶先生依據《通鑑》的紀事來推論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就是一項很嚴重的失誤。因爲衹要對讀一下《鹽鐵論》載述的情況，就足以斷定《通鑑》相關紀事絲毫不足信據。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們對《資治通鑑》的文本，更缺乏應有的關心。
我希望這本小書，對大家瞭解《通鑑》的版本狀況，能夠有所助益，以便大家更好地利用《資治通鑑》的史料價值。
2021年6月1日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