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未刊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研究*
朱玉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提要：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收藏了内藤湖南关于《刘平国碑》研究的手稿三件，其一为拓片释读文稿，是研究文稿的录文所自出，上面有三位学者的释读手迹，而内藤是最终定稿者。另外两件是内藤以中文和日文写就的研究文稿。本文梳理了文稿的研究内容，对其中以较多篇幅勾勒的东汉与龟兹关系史予以表彰。此后，还考证了中文在先而日文其后的写作、翻译次序，分析了中日文本表现出来的写作差异，认为是作者对于不同读者群领悟中国史背景有差别而带来的写作自觉。文章根据内藤与富冈谦三的通信，确定了作者在1903年获睹《刘平国碑》拓片而完成研究的年代；又根据富冈谦三与杉浦丘园的通信，可知这一文稿是对大谷探险队第一次西域考察所得拓片做出的研究。文章还根据当时汉籍在日本流通的方便渠道，推测这篇文稿之所以没有发表，可能是完成不久就读到清代学者关于《刘平国碑》研究的先期成果，从而放弃了创见不多的文字面世的机会。然而文稿仍有其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它的未刊可以看作西方现代学术理念在明治以来的日本深入人心的例证，它的存在更是了解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从微观入手而有宏观创见的方法论的个案。
关键词：内藤湖南；《刘平国碑》；日本汉学
引 言
刘平国刻石是光绪五年（1879）清廷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在今拜城县黑英山乡天山脚下的博孜克日格沟口发现的。它记录了东汉桓帝永寿四年（即延熹元年，158）龟兹国左将军刘平国率众在天山一带修筑关城的事迹。作为迄今发现于中国最西部的东汉隶书摩崖石刻，在晚清以降的学术界和金石书法界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中外学者的研究，百年以来，文字纷如，蔚为大观。
2013年12月1日，经由高田时雄教授的推荐，我开始了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14日，即得到玄幸子教授的邀请，前往关西大学参加东西学术研究所“非典籍出土文献研究班”研究会，宣讲了拙文《龟兹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近代新疆》。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关西大学的图书馆竟然收藏着京都学派的奠基人、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的大宗文献，更不知道这些文献里还有其未曾发表的刘平国刻石研究的手稿。
此后不久，我在京大的生协书店购得陶德民教授编辑的《内藤湖南与清人书画——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所藏品集》、《大正癸丑兰亭会的怀古与继承——以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所藏品为中心》两种图书，始知内藤湖南生前的各种学术文献，除了京都大学“内藤文库”以满蒙档案史料为主的图书资料、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的宋元刊本之外，几乎都由关西大学购入。为此，关西大学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即对丰富的“内藤文库”文献进行了细致的编目。如今，读者可以方便地从关西大学图书馆的网页上获睹这些文献的pdf目录。
在这些文献中，除了册子本的图书目录，还有分为34类的“内藤文库各种资料”，其中的第12类是“原稿（《全集》原稿以外的原稿，含校正本）”，第371号是内藤湖南关于《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的研究手稿。2014年3月25日，笔者通过馆际申请，在高田时雄、玄幸子二位教授的陪同下，前往关西大学的图书馆拜观了这些手稿及其他收藏品。
时隔整整三年，笔者仍然记得那个春寒料峭的时光，图书馆长内田庆市教授引导我观摩“内藤文库”的收藏书屋，并特许我们在其馆长办公室阅读这些收藏品的场景。因此在本文开篇，略识关西大学访书缘起，并对以上三位教授的帮助致以谢忱。
一 内藤文库中的《刘平国碑》文献与释读文稿
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中内藤湖南原稿12·371内有关《刘平国碑》的文献一共有三件组成：其一是九叶装订成册的日文研究文章，第一叶正面题作“龜茲左將軍劉平國磨崖碑考”，背面空白，第二叶正面再题“龜茲左將軍劉平國碑考證”，以下中文抄录《刘平国碑》碑文，再下则是日文撰写的考证文字。其二是五叶装订成册的中文研究文章，没有标题，第一叶起直接抄录《刘平国碑》碑文，再下则是中文撰写的考证文字，内容与日文本基本相同（详下分析）。两本薄册子均以红格纸书写而对折，再用纸捻装订；红格纸半叶12行、行25格，栏外左下角印“
橋本製”字样，“”读作“山九”，当是制作这种纸张的文具店的名称和商标（日语所谓“屋号”），有可能起源于桥本家的家徽（家纹）或者创始人的名字；桥本则可能是文具店主人的姓氏。其三是一叶蓝色栏线的书写用纸，半叶10行，栏外左下角也有疑为“西川製”字样的文具店标志；上面是对《刘平国碑》碑文得抄写和注记文字，当系考证文章开篇抄录的碑文所本。
三件文献均用毛笔书写，从笔迹来看，一、二两件，即中文和日文的文章用笔沉着而有法度，是内藤的手笔，有内藤湖南其他的稿本手迹可以对照认定。第三件蓝格纸虽仅一叶，却有四种笔迹：第一种是用墨笔隔行抄录的碑文，用笔流利，行楷疏朗，当是最早从《刘平国碑》拓片作释读录文者。第二种笔迹，则是在抄录碑文的每行右侧空行间，对拓片未经墨笔录文释读（或者对已经释读文字有疑问）处用紫色铅笔描画的笔迹，这些笔迹描摹拓片文字，与《刘平国碑》文字本身篆隶之间的字体接近。第三种笔迹，则是在栏外天头，用墨笔对描摹笔迹作出的推断注记，其字讲究起讫，楷则俱在，又系另一人书写；根据其解读内容的关联程度，与第二种紫笔描摹者或当系同一人，二者是对拓片再度释读的第二人所为。第四种笔迹，则用橙黄墨色对拓片录文作最后的改定（即古籍所谓“雌黄”者），在录文行内增补墨笔未能释读的文字，而对墨笔释读未予认可的文字，则在行间另书他字，其笔迹与上述一、二两件中日文考证文章的书写高度重合，当系内藤湖南所书；而这些雌黄增改的文字，也确实大多为其考证文章开篇的《刘平国碑》录文所接受，特别是栏格外增补的“淳于伯□撰”，是在考证文章一开始即予说明来历的，也可证其为内藤湖南补笔无疑。兹据该叶款式，制作示意如下图（内藤雌黄文字用黑体，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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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内藤文库各种资料”12·371之蓝格书写纸示意图 |
《刘平国碑》的拓片，是从天山深处的博孜克日格沟口并不太平整的摩崖上捶拓，各方面的条件使得流传的拓本难得完美，甚至还出现了大量的摹刻、赝品混杂其中。从以上的录文来看，内藤湖南等释读者得到了一件并不清晰的也无从参考他本的拓片，非常认真地做了辨识。第一位抄录碑文者在其中释读了完整的七十四字，与准确的录文（详下马雍先生本）比较，其中六十七字是正确的，第七行正确释读的“直”字，后来被内藤湖南改作“自”字，殊为可惜。这位释读者描摹下来的他不能释读的“當卑程”三字的半边，也极为忠实于石刻笔画，对于后来的释读同样是有贡献的。并且，在成功读出“烏累關城”之后，他于行末写下了“《漢書》有烏壘地名”的提示，可见是一位学识不凡的读书人。
第二位释读者除了对拓片不能遽定的文字痕迹做了摹写外，还在天头写下了14则笔记，对那些不能确认的文字做了推测。这些笔迹由写作者用了括注等方式作出起讫区别，为了方便读者对其释读文字对应关系的认识，兹分则标点、录文如下，以便理解：
“彂”下當是“冬”字，
。
，為；下疑是“自”字，“
”，或是“一月”二字。
“ 呈”疑“經”字。
“阿”下疑“羌等”。
“
”疑“来”。
“故老”或是“諸羌”。
“月”上一字疑似“桼”字。
“五日”當是“一日”。
“至”下疑“皆”。
“四”疑是“二”，桓帝永壽無四年，或僻地未知改元也。
以此“八月”推之，上文“八月”或當是“桼月”，當以今地里程證之，未敢臆度。
“連”字下疑是“紀此東焉”四字。
“
”字《祀三公山碑》字體亦如此。
“焉”字似“烏”，形近，所謂“焉烏之悮”也。
以上的笔记，系第二位释读者根据字形对某些未能辨识的漫漶文字的推测，也是具有启发性的，如：对拓片第二行“阿”下疑“羌等”，第三行“”疑“来”，第四行“五日”当是“一日”，第七行“連”字下疑是“紀此東焉”四字的“纪此”二字，都是重新读出而被其他清晰的拓片所证成的正确文字。因此，与准确的录文（详下马雍先生本）比较，第二位释读者又增补了六个字；所惜其中“阿”下疑“羌等”、“”疑“来”、“五日”当是“一日”三处的四字，最终未能被内藤湖南的录文定本所接受。第二位释读者还特别对第六行“永寿四年”作出较长的识语云：“四疑是二，桓帝永壽無四年，或僻地未知改元也。”在给予两可的解读中，“僻地未知改元”的见解，是解读《刘平国碑》的所有研究者的共识，也被内藤湖南的文章所认可。
内藤湖南是这一拓片的最后释读者，在以上两位人士释读的基础上，他将此拓片读出完整的八十七字（此据日文未刊稿录文，较中文稿多出三字，参下），可谓后来居上。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传世典籍的钩稽，对该碑的文字写出了一篇完整的东汉与龟兹关系史论文，显示出了他在金石证史方面的考据功力和史学关注。
至于蓝格纸抄录碑文文字所据的拓片原件，在集中收藏内藤湖南拓片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蔵石刻拓本資料·文字拓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內藤文庫各種資料·6 拓本<影印含む>”、“26資料の写真”中，均未见到。可能的情况，这一拓片并不属于内藤湖南所有，而是从友朋处获观原件并撰写了考证文字（这一点，也被相关书信所证实，参下“文稿写作时间与缘由考论”）。不过，从录文特别是其中描摹的文字痕迹来看，这一拓片是在刘平国刻石被发现之后不久即捶拓留下的第一期拓本。其中有些文字在后期的拓本中也非常清晰，而为本拓片所不能录出，那是由于拓手草率所致；但是其中一些仅仅属于早期拓片才具有的文字，却还能够为录文者所描摹。据马雍先生的分期标准，属于第一期拓本才有的四处文字，在蓝格纸上都留下程度不同的印记：
第二行第二字清晰的“秦”字，蓝格纸毫不犹豫录出。
第三行倒数第四字至第一字“作列亭從”，第二期拓本只剩下“作”字一半，其余皆毁坏；蓝格纸虽未认出或认错，但四字都有笔迹留下，“作列”二字各得半边。
第四行第一至第三字作“□谷關”，第一字虽残缺，尚保存左下侧，“谷關”二字完整清晰；内藤湖南录文定本只录了“谷”字，但蓝格纸上第二位释读者把这两个半字的轮廓都描摹了出来。
第五行第一至第三字作“止堅固”，只有“止”字较模糊，余二字极清楚；蓝格纸也将“堅固”二字录出。
刘平国刻石的发现，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关于其文字释读的差别之大，堪称聚讼纷纭。除了石刻本身曝露荒野、字迹漫漶的原因外，马雍先生言：“各家释文之所以互有牴牾，主要原因在于各人所依据的拓本不同。虽然拓自同一石刻，但有早晚精劣之异。早期的拓本文字保存得较多，自足珍贵；然而也有些早期拓本拓得不够精善，清晰程度反而不如后出之本。就是同一次同一手的几份拓本，也不能没有差别。因此，要想仔细考定释文，必须采辑多种拓本相互比较。”可谓通达之论。
马雍先生运用上述方法，经过多种早期精拓本的比对，并参校中国学者近百年来的释读，择善而从，其录文一百零五字（不包括题名部分的文字），应该是目前为止释读文字最多也最为准确的一种。反观内藤湖南的释读，因为使用了一幅刘平国刻石的早期拓本从事研究，并且先后由两位出色的释读者参与文字的辨识，因此大部分文字与马雍本是一致的。兹将内藤湖南释读的定本（日文未刊稿篇首，参下说明）与马雍本对照录文如下，以见早年释读之不易（表1）。
表1 《刘平国碑》马雍、内藤湖南释文对照表
行数 | 马雍释读 | 内藤湖南释读 |
1 |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以七月廿六日發家 |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以□□□□發□ |
2 | 從秦人孟伯山狄虎賁趙當卑夏羌※ | 從秦人孟伯山狄虎賁趙當□一月羌 |
3 | 石當卑程阿羌等六人共來作列亭從 | □當□□呈阿羌□□□□□□諸羌 |
4 | □谷關八月一日始斲山石作孔至十日 | □□谷□八月二日始斵山石作孔至廿日 |
5 | 止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 | 成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 |
6 | 子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 子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
7 | 乙酉直建紀此東烏壘關城皆 | 乙酉自建紀此東烏累關城皆 |
8 | 將軍所作也□披[ | 將軍所作也[ |
※ 马雍本“羌”字二处，均作“姜”，“姜”、“羌”二字可通假，笔者以为正字作“羌”是。
从上表可知，在内藤湖南释读的八十七字中，有七十九字是正确的，除了对之前二位释读者的七十二字作正确认定外，属于他独立判断正确者有“家”、“十二”、“乙酉”、“建”、“皆”七字。如果将他没有接受的第一、二位释读者正确的录文算进来的话，在上引蓝格纸上，对拓片准确的释读达到了八十四字。可惜的是，因为这一早期拓片的捶拓不精、又无从比较其他拓片，甚至遗漏了小片的题名部分（详后分析），致使其研究成果最终受到了限制。
二 研究文稿录文
由于这是内藤湖南迄今未曾发表过的未刊稿，为了全面了解其研究过程与结论，在进行这一文稿的讨论之前，首先将其原文抄录如下。根据笔者的判断，作者最初可能是用中文予以写作，因此中文本是作者的初稿，日文本是后来增补完备的定稿（详下“文稿解析及中日文本先后”）。今即以中文本为底本，录其原文如下。中日文本的异同，以脚注说明；其增出于中文本的部分，以【】括注（日文表述译作中文）。双行夹注，今改为单行小字。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碑考證】
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以□□□□發□
從秦人孟伯山狄虎賁趙當□一月羌
□當□□呈阿羌□□□□□□諸羌
□□谷□八月二日始斵山石作孔至【廿日】
【成】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
子孫永壽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乙酉自建紀此東烏累關城皆
將軍所作也[
此碑從前著錄家皆未載。近時羅振玉《再續寰宇訪碑錄》始錄之，云“淳于伯□撰”。今見拓本，字已漫漶。撰人之名，無所見，不知羅氏何所據也。
劉平國，《後漢書》無傳，【更勿論孟伯、趙當等事。也不見于他書記載。】
【龜茲有左將軍之官號，《前漢書·西域傳》與《後漢書·西域傳》皆可見之。】
《前漢·西域傳》：“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其官職有“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後漢·班超傳》又有“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兵”事。則龜茲有此官久矣。
【虎賁一詞，】《光武紀》注：“虎賁千五百人，戴鶡尾，屬虎賁中郎將。”【同書】《百官志》：“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其夾注亦有云。】《前書》：“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孔安國曰：“若虎賁獸。”言其甚猛。”
烏累，班、范二史並作烏壘。《水經注》同。《前漢·西域傳》：烏壘“與都護同治”，又云：龜茲“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水經注》：“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徐松【字星伯，清朝嘉慶、道光中人。】《西域傳補注》曰：“‘三’蓋‘五’字之訛。以今道計之，凡六百餘里。”
永壽，【雖為】桓帝年號，【然而】四年六月戊寅，改元延熹。今碑四年有八月，蓋邊陲之地未知改元也。《桓帝紀》此歲記五月甲戌晦日食，則八月甲戌朔正合。
【“人民長壽”、“億年宜子孫”等語，屢見於漢代金文、瓦當文和磚文。然而，這些語句在石刻文中出現，卻頗不尋常。】
按，【下面將考察東漢時期龜茲國與漢的關係。】後漢建武末，莎車王賢兵强，不肯屬匈奴，相禦。又怨漢，與絕。攻殺龜茲王，兼其國，自立其子則羅為王，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嬀塞王駟鞬為烏壘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王，龜茲由是屬匈奴。永平中，匈奴屢徵兵龜茲攻莎車、于寘諸國，龜茲王建復所匈奴所建，倚恃虜威，據有北道。十六年，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冬，此據《西域傳》書，《班超傳》作“明年春”。漢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兄之子忠為王。十八年，明帝崩，龜茲與焉耆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眾。班超守疏勒槃橐城，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之。漢詔徵超，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遂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超欲因遂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
帝知其功可成，欲給兵。遂以徐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與幹擊破番辰，遂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李邑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懼不敢前，因上書毀超，帝不信。明年，復遣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疏勒王忠反從莎車，保烏即城。康居遣兵救之，超乃使使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亦偽許之誘忠，縛斬之。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與將校及于寘王議陽為散去。龜茲王大喜，自以萬騎遮超。超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大破之，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度其踰葱嶺遠來，糧將盡，必求救龜茲，乃遣兵要其使於東界遮擊，盡殺之，持其首以示謝。謝大驚，遣使請罪，超縱還之。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收焉耆王廣、尉犁王汎等斬之。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内屬焉。詔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户。永初元年，西域反叛，因罷都護，西域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從超子班勇議，置西域副校尉，然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永建元年，勇悉平車師六國，無復虜跡。明年，勇復擊降焉耆王，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勇記建武以後西域之事，范書《西域傳》所由出云。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曾莫徵革。自此浸以疏慢矣。然見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三萬餘人討疏勒，則桓帝永壽四年，龜茲猶受漢節度明矣。其奉正朔，不足異也。
龜茲左將軍姓劉氏可疑。然此時漢人在西域者頗多，《後漢·西域傳》載莎車大人休莫霸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事，則漢人之居西域可見也。
【地名備考 大體依據李光庭《漢西域圖考》。
龜茲，其延城乃在今庫車城南百四十里。 莎車，今葉爾羌地。
烏壘，今喀喇沙爾地。 嬀塞，无考。
于寘，今和闐城。 疏勒，今喀什噶爾地。
焉耆，今喀喇沙爾地。 姑墨，今阿克蘇地。
尉頭，在今喀克善山南奇里克布魯特地。 康居，今哈薩克右部地。
拘彌，《前漢書》作扞彌，在今和闐克勒底雅城。
鄯善，本樓蘭國，今哈密西南、敦煌縣西北。
月氏，今布哈爾地。 烏孫，今伊犁南境。
温宿，今阿克蘇境。 尉犁，今喀喇沙爾所屬庫爾勒軍臺東博斯騰、羅布兩淖爾中間地。
車師前王庭，今土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
車師後王庭，今濟木薩地。】
柳中，章懷太子賢注云：“今西州縣。”即唐隴右道西州柳中縣，今當在土魯番境。
三 文稿解析及中日文本先后
在经过了艰苦的拓片文字释读之后，《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一文主要从以下方面讨论了《刘平国碑》的文字内容：
1 龟兹左将军。作者根据《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班超传》的记载，确认这一职官在龟兹国的由来已久。
2 虎贲。在碑中是刘平国所带六人中“狄虎賁”这一姓名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本文没有考释出完整的六人姓名以及“六人”二字，所以将虎贲作为职官，根据《后汉书·光武本纪》、《百官志》做了解读。作者在考证中提及“劉平國，《後漢書》無傳，更勿論孟伯、趙當等事”，可知其未能正确地按照“孟伯山、狄虎賁、趙當卑”这样的姓名断句，而将虎贲释作了官称。
3 乌累。作者将其视同西域都护治所的乌垒，据两《汉书·西域传》、《水经注》做出解读，并引用了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对其道里进行论证。
4 永寿四年。作者以汉桓帝永寿四年六月改元延熹，此碑四年有八月，解释是“邊陲之地未知改元也”；同时也根据《桓帝本纪》中记载的五月甲戌晦日，而推断碑中“八月甲戌朔”的正确性；对于龟兹国奉东汉年号、正朔的问题，也通过龟兹与东汉的关系史予以了肯定（详下6解读）。
5 吉语。作者对文中出现的“人民長壽”、“億年宜子孫”视为汉代常用吉语，提示了在石刻文献中出现的珍贵。不过似乎受到录文“成”字的影响，作者没有将“堅固萬歲”接下而读，未能注意到“堅固萬歲人民喜，長壽億年宜子孫”的七言句式。
6 龟兹与东汉关系史。作者以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从《后汉书·西域传》、《班超传》中梳理了东汉时期龟兹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这是一段从东汉光武帝建武（25-55）末年直到汉灵帝建宁三年（150）长达一百多年的西域历史，作者将不同叙事过程中互见的有关东汉—龟兹关系史的内容进行了剪辑，对于理解永寿四年刘平国建关城事件作了详细的背景叙述。
7 刘平国的族属。作者对于龟兹国将军而拥有汉姓的疑问，根据《后汉书·西域传》中汉人的记载，而推测刘平国就是类似的“漢人之居西域”者。
8 西域地名备考。作者在文末附录了行文所涉西域古地的今地考释。在中文本中，作者只列出了“柳中”一条，但在从事日文本的写作时，作者找到了方便的捷径——利用晚清史地学家李光庭（廷）的《汉西域图考》，对十八处地名和部族所在今地进行了概括。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的中日文两种文稿，虽然也都有部分的涂改和行间补字，但总体来说，已经是作者的誊清稿。至于中日文本的先后问题，根据笔者的考量，应该是中文本在先而日文本在后。一方面，是因为内藤湖南出色的汉学修养，使其早已练就了从事汉文写作的非凡才能；另一方面，本文主要是从汉文典籍特别是《后汉书》中梳理东汉—龟兹关系史，因此用汉文来关联这些汉文资料，做出题跋式的考证文字，也是内藤湖南汉文书写最为当行者。所以通过中文的写作而翻译为日文，是顺理成章的，中文本在这里也承担了日文底本的作用。
此外，一些行文中的重要旁证，也可以帮助我们确立这样一种判断：
1 日文引文的失误。中文本在引用《后汉书·班超传》的文字时，“欣欣”、“義從”，日文本误作“欣然”、“義徒”。这显然是从中文本翻译时，笔误所致。但是如果反过来，中文本是从日文本的错误文字转译，就不会复原到与《后汉书》原书相同的文字。
2 日文本的增补。日文本在行文中，除了语言的修饰外（详下），也有内容的增补，如“劉平國，《後漢書》無傳”下，增补了“更勿論孟伯、趙當等事。也不見于他書記載”；对于吉语的论述，也是整段增补：“‘人民長壽’、‘億年宜子孫’等語，屢見於漢代金文、瓦當文和磚文。然而，這些語句在石刻文中出現，卻頗不尋常。”这显然是在翻译中文本的过程中，临时又有对于碑文释读产生了新的知识点而增加的。
3 日文本的完整性。中文本是一份基本完成的论文，但是作者并没有为文章题名，最后的备考也写了一则之后就放下，是一个未完成品。日文本则不同，不仅有封面的文章题名，正文的开头还再次题写了文章名称；在文末，也增补了根据《汉西域图考》翻译、概括而来的完整的古今地名对照表。同样，如果是先有日文本而转译为中文的话，这些组成部分就不会轻易地被中文本所放弃。
更富有趣味的是，将两种文本放在一起对读时，可以充分地感受到内藤湖南对于中、日汉学研究文字表达差异的熟谙与其在不同层面写作上的游刃有余。
这一特点的重要体现，是作者对于以钱大昕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著作非常熟悉，对于他们的写作程式也极为通晓。处在中国学术的原生背景下，中国学者的写作往往惜墨如金，在能够省略表达的地方，都尽可能地作出省略。如在典籍名称的表述中，作者以《前汉》、《后汉》来表达《前汉书》、《后汉书》，似乎习以为常。但是面对日文读者的写作，内藤湖南在这些地方都规范地写成了后者。甚至在中文本中，作者对以上二书的称谓，还用了中国学者惯常的以著作者姓氏代称的方式，称为“班、范二史”；而在日文本中，则改成了“前後《漢書》”。他如“范書《西域傳》”的称谓，日文本改作了“范曄《後漢書·西域傳》”。章怀太子曾为《后汉书》作注，这也是中国学者的常识，因此中文本的文末有“章懷太子賢注”这样不言自明的指称；在日文本中，被作者还原成了“《後漢書》注”。中文本中的“《光武紀》”，在日文本写全为“《後漢書·光武本紀》”；“《桓帝紀》”，日文本写全作“《桓帝本紀》”。
又如在年号的表述中，以熟读廿二史为国学基础的中国学人，自然在东汉的环境里写到“永平中”，必然理解为“明帝永平年中”，但在日文本中，照应日本学者以东汉史为外国史的阅读，这些地方都前缀上了帝王名称。他如“建初三年”，作“章帝建初三年”；“永元二年”，作“和帝永元二年”；“永初元年”，作“安帝永初元年”（紧接着的“元初六年”、“延光二年”仍是安帝年号，故未缀）；“永建元年”，作“順帝永建元年”；“元嘉二年”，作“桓帝元嘉二年”（紧接着的“永興元年”仍是桓帝年号，故亦不加）。又如“其奉正朔”，日文本也写全作“其奉永壽正朔”。
此外，“據有北道”，为《后汉书·班超传》原话，但日文本要补全为“據有西域北道”。引用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作者也夹注了“字星伯，清朝嘉慶、道光中人”的注释以便理解。特别是长篇的东汉—龟兹关系史论述，中文本的表述以一个“按”字引发，而在日文本的表述中，则代以“下面將考察東漢時期龜茲國與漢的關係”一句。他如在解释“左將軍”、“虎賁”等官称的时候，日文本必以其词引首，并分段自成起讫。如言“龟兹左将军”，则引言曰“龜茲有左將軍之官號，《前漢書·西域傳》與《後漢書·西域傳》皆可見之”，言“虎贲”，则引言曰“虎賁一詞”，由此引起读者对论述中心问题的注意；中文本则竟引原始资料，并不分段，而由读者于文献引用文字的重复处理解其用意。
作者在中日文本中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异，一方面是其对于国别不同而领悟中国史背景差异带来的写作自觉；另一方面，也可能还与西方近现代学术理念在明治维新以来引进日本而引起学术规范的改变有关。关于后者，张广达先生在论证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的学术背景时，有准确扼要的阐述。其略云：“在日本，经过维新时期朝野上下的汲汲努力，西学知识体系很快跨过了格义阶段，在幕末兰学—洋学基础上迅速移植于日本土壤。日本学界开始按照西方模式改革教育制度和学术研究体制，多方培育人才，建设近代学科。……在史学繁荣景象之中，最关键的环节是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叙事体例被引入日本。”内藤湖南考证《刘平国碑》的日文表述，其实也可以看作这种学术生态在微观研究方面的具体表现。囿于笔者的日文领悟能力及对日本学术史的理解不足，仅作如上推断；深入的研究，则候教于高明。
四 文稿写作时间与缘由考论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的文稿作于何时，在原稿上没有记录。从原文的文字表述上，在开篇首句介绍以往研究状况时，可以看到写作的上限：
此碑從前著錄家皆未載。近時羅振玉《再續寰宇訪碑錄》始錄之，云“淳于伯□撰”。今見拓本，字已漫漶。撰人之名，無所見，不知羅氏何所據也。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韫、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等）的《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卷，牌记作“面城精舍斠印”，据其自叙云：
癸巳归自越中，得石墨数十种，皆孙、赵二录所未载者。炎夏尠事，枨触旧怀，尽发旧藏，益以同好所得，晨钞暝写，成书二卷，列目将二千通。
面城精舍是罗振玉斋号，癸巳当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则其出版，亦当在其后不久。
《再续寰宇访碑录》关于《刘平国碑》的著录是：
龟兹将军刘平国碑 淳于伯□撰。八分书。永寿四年八月十二日。新疆阿克苏。
刘平国摩崖石刻的全部文字，包括正文八行和题名三行，二者在博孜克日格谷口西侧同一面南北向的摩崖上，题名在正文部分的北侧2米左右偏低处，释读作“□□□□/淳于伯隗/作此誦”。由于两处文字的拓片必须分开捶拓，因此在递藏过程中，多有遗失题名部分的现象。从以上的记录看，罗振玉是得到了完整的两张拓片，故著录了碑刻文字的作者；内藤湖南所见，则仅仅是正文部分的拓片，因此对罗振玉的记录有“撰人之名，無所見，不知羅氏何所據也”的疑问。
罗振玉是内藤湖南交谊最深、时间也最长的中国学者。他们最初见面于1899年内藤湖南第一次来中国之际。其游记《燕山楚水》关于罗振玉的交谈有特别愉快的记忆：
由汉口归来，仅滞留于上海四天。在此期间与罗叔韫振玉评论金石，与张菊生元济、刘氏学询讨论时务，成掉尾佳兴。
与罗叔韫之谈，多披金石拓本，此一句，彼一句，相互应酬，零碎难以记录。罗赠以其所著《面城精舍杂文甲乙篇》、《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眼学偶得》，吾报之以《近世文学史论》……。
《面城精舍杂文乙编》序刻于乙未（光绪二十年），其中收有《再续寰宇访碑录叙》，内藤湖南撰写《刘平国碑》的考证文字时，或由此编而追踪到《再续寰宇访碑录》之《刘平国碑》的著录。
1902年10月至次年1月，内藤湖南受大阪《朝日新闻》社的派遣，进行了第二次中国之行，他在上海与罗振玉再度见面并做多次愉快的笔谈，相谈的内容仍然是“金石、古书”等等学术问题。如果那个时候内藤湖南已经开始了《刘平国碑》的研究，他们不能不就此作长谈。然而，迄今所见他们在1902年的交游的相关记载和研究，都未及此碑的讨论。因此，根据内藤湖南引用罗振玉著作的出版时间以及与罗氏的交往情况，他从事《刘平国碑》的研究，应该不会早于1903年。
幸运的是，内藤湖南本人所留存的书简证成了这个上限的推测。他写作《刘平国碑》研究文稿的准确时年，根据1903年11月8日从大阪寄给京都的富冈谦三（1873—1918，又作谦藏，字君㧑，号桃华）的便笺可以了解到：
《刘平国碑考》中漏写了一个问题，即该碑字体似《汉祀三公山碑》。烦请您在文中合适的地方补入。
富冈谦三是明治时期著名的文人画家、儒学家富冈铁斋（1837—1924）之子，由于父亲的培养，成为著名的东洋史学者、考古学家。明治三十六年（1903），他受聘于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京都大学文科大学成立后，又于1908年被聘任为东洋史学科的讲师。作为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的得力支持者，富冈谦三为京都学派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所惜英年早逝，去世后仅留下《古镜研究》、《桃华盦古镜图录》的遗著。
内藤湖南与富冈谦三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参与组织“京都古社寺和名家秘库调查会（后更名访古会）”、组织“《史记》研究会”；他们还曾经一道于1910年到北京调查敦煌古卷、1912年赴沈阳拍摄古籍照片。从内藤湖南留下的书简来看，他与富冈谦三的学术通信，就是从明治三十六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17年——后者去世的前一年。
上引1903年11月8日的便笺，从内容上看，是时任大阪《朝日新闻》主笔的内藤湖南刚刚完成《刘平国碑考》的手稿，就寄给了京都大学图书馆任职的富冈谦三，之后忽然想起文中遗漏了讨论《刘平国碑》在书法上与《汉祀三公山碑》相似的问题，因此请后者帮忙增补这一内容。《汉祀三公山碑》全称《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东汉元初四年（117）立，今在河北元氏县封龙山下，其刻石早于《刘平国碑》41年，书法在篆隶之间，确有相似之处。在上引拓片释读文稿的天头，就有第二位释读者对《刘平国碑》“”字的注记云：“《祀三公山碑》字體亦如此。”内藤湖南或许就是在完成写作之后想起了这一注记的提示，觉得应该在文中予以说明，所以写了这封信给富冈谦三。
富冈谦三的手迹，如今已经很难见到，除了在神田喜一郎（1897—1984）专门为他所写的纪念文章附有其在二十三岁时留下的汉文手迹外，就是他与挚友杉浦丘园（1876—1958，本名三郎兵卫，名利举，号丘园）的一些通信在《夭折的大学者富冈谦三——挚友书翰集》（以下简称“《挚友书翰集》”）中被保留下来。对比其中的字迹，颇疑前揭《刘平国碑》拓片释读文稿天头上的手笔即第二位释读者就是富冈谦三，所以内藤湖南尊重他关于《汉祀三公山碑》书法相似性的看法，写信要求补上行文遗漏的这一书法论证。不过由于书写的内容和性质的不同，这个天头的笔记与那些富冈谦三的具名手迹是否完全一致，尚难遽定。
然而，《挚友书翰集》对于本文的重要性，更在于其中的一封书信直接关系到了内藤文稿的写作因由：
拜启：……今番别纸奉上的古碑文，前日亦曾略有提及，这回西本愿寺探险队在支那新疆阿克苏发现之物，是支那汉桓帝永寿四年（日本成务天皇廿八年）之遗物，是距今大约一千七百五十年前之物。西本愿寺尚未解读，赤松连城师嘱咐小生译读并考证，小生也正在进行种种研究。昨日特意将友人内藤湖南君从大阪邀来，二人百般尽力，已解读大致。不通之处尚有不少，总之想先摄影，二人一起研究。那样秘密贵重的物品很难托给普通的写真师，百忙之中多有打扰，实在抱歉，想多多拜托您帮忙。原件今明日中且存于贵处，请尽可能拍得清楚些，暂时只想急着拍两张来用。
近日一定登门拜访，匆匆奉书。
并向令尊、令堂、尊夫人问好。
草草不一
八月廿八日晨六时
谦三 上
丘园君侍史
从信中的内容可以知道，西本愿寺的中亚探险队在新疆阿克苏地区获得了桓帝永寿四年的拓片，由赤松连城委托富冈谦三代为译读、考证。因为难度太大，后者请了大阪的友人内藤湖南前来一起释读；但匆忙之中，还是留下了很多问题。富冈谦三因此写信委托杉浦丘园请专门的摄影师将原拓片拍摄成照片，以便于他和内藤湖南各持一份，分头研究。
西本愿寺的探险队，就是由日本佛教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在明治后期组织的以新疆为中心的三次探险活动。其中提及的新疆阿克苏永寿四年古碑文，即《刘平国碑》，因为该碑所在的拜城县，属于阿克苏道管辖的范围，故有此说。三次探险活动，到达拜城地区活动的成员都前往博孜克日格沟口考察了刘平国摩崖碑。在他们写于1903、1909、1913年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考察并捶拓的情况。
这封信的信封也保存下来，背面写着“八月廿八日朝拙仆持参”，可见是由于担心碑刻拓片通过邮局寄送有风险，富冈谦三专门派遣了家中的仆人将信函和拓片亲自送往杉浦丘园家中。正因如此，这封信就不像其他通过邮局投递的信件那样留下盖着年月日的邮戳，而被编者归类在“年代不详”一类中。虽然编者也根据信中的内容，推测这封信与第一次探险队带回的资料相关，认为是在明治三十七年到四十二年之间书写。这个时间不仅宽泛而有差异，而且推定与第一次探险队关联的前提也是错误的。
现在有了内藤湖南在1903年11月8日给富冈谦三的信作对照，方可确认8月28日富冈谦三给杉浦丘园的信件确实是与第一次探险队带回的《刘平国碑》拓片相关的，其年代也在1903年即明治三十六年。虽然第一次探险队结束行程回到日本，已经是1904年的5月份了，但是根据渡边哲信（1874—1957）和堀贤雄（1880—1949）的日记，他们在考察期间都会定期给在日本的大谷光瑞寄出报告。在库车期间的1903年5月2日、8月2日，渡边哲信日记就有委托库车厅同知甘棨翁将他们的考察报告寄往北京公使馆交付大谷光瑞的记载。其中5月2日的信是其在4月25日记录抵达库车前两周（4月8日到22日）的旅行日记，毫无疑问包含了4月13日他们在博孜克日格沟口考察《刘平国碑》的记录。据堀贤雄的日记，那一天请当地的村民拓了正文四纸、题名三纸。作为日本人中最早在摩崖碑刻所在地见到实物者，他们对于这一发现的兴奋可想而知，因此在寄给大谷光瑞的报告书中，像渡边哲信日记中写到附上几张克孜尔石窟的照片那样，附上一份有多个复本的拓片，也是情理中事。
赤松连城（1841—1919）是明治、大正时期的佛教学者，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僧侣。明治五年留学英国，回国后进行本愿寺教育制度大改革，于明治三十三年成立佛教大学（大正十一年改制为龙谷大学），就任校长。正是因为寄到西本愿寺的《刘平国碑》拓片是日本前所未见的文物，因此就由他委托了富冈谦三这位年轻的汉学家来从事研究。而富冈谦三也非常慎重地将这一拓片在保密的情况下照相，并与内藤湖南进行了分工合作的研究。最终，这篇研究文章由汉学修养更为精深的内藤湖南完成了。
由此可以推定，内藤湖南是在1903年8月获睹了第一次大谷探险队从库车寄来的《刘平国碑》的拓片，并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当年11月初就写定了《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的文字。但是，正像大多数流传在中国内地的《刘平国碑》拓片一样，富冈谦三和内藤湖南看到的这个拓片，不知在什么样的环节中失去了题名的部分，因而也影响了考证的完整性。
五 文稿未刊原因蠡测
这篇以中日文双语写就的研究论文，收藏在内藤湖南的身边，始终未见发表。推测其中的原因，笔者以为：作者最初是通过富冈谦三的合作，而为西本愿寺写就的“译读并考证”文章，因此寄给了富冈谦三征求意见并提供给西本愿寺参考之外，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发表的；就在写定和发表之间不太长的时间内，内藤湖南看到了有关碑刻的进一步资料，如来自晚清中国文人有关《刘平国碑》的先期研究成果，从而觉得自己的研究乏善可陈，放弃了发表。
目前能见到关于《刘平国碑》最早的研究文字，是施补华（1835-1890，字均甫）从关外寄给张之洞（1837-1909）的拓片题跋和释文。这个拓片目前尚未被发现，但是张之洞于光绪七年二月将其过录到了潘祖荫（1830—1890）收藏的拓片上，因此施补华的这个题跋，不会晚于光绪七年年初。施补华是《刘平国碑》真正的发现者。他先后在左宗棠（1812—1885）、张曜（1832—1891）幕府中，参与了清廷收复新疆的善后事宜。光绪五年夏，有军士在博孜克日格沟口偶然发现了摩崖上的刻石文字，而告知施补华，是他向张曜请示，于当年八月前往椎拓。经过对拓片的仔细研究，施补华证实这是一通重要的汉碑，因此以题跋的形式书写在拓片上，寄给内地的友朋如张之洞等人。三年之后，他写定了研究的文字，即后来收录在《泽雅堂文集》卷七中的《刘平国碑跋》。为便于对照，录文如下：
此碑在今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二百里山上。五年夏，有軍人過其地，見石壁露殘字，漫漶不可識。或以告余，疑為漢刻。秋八月，余請于節帥（師）張公，命總兵王得魁、知縣張廷楫具氈椎，裹糧往拓之，得點劃完具者九十餘字。按，文稱“永壽四年八月”，永壽為後漢桓帝年號，《後漢書•桓帝紀》凡年號六，建和、和平、永興、永壽、延熹、永康，其稱永壽凡三年，四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漢書》，龜茲國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後漢都雒陽，視長安較遠。其時當未奉改元之詔，故稱永壽四年耳。云“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左將軍即左將，其下尊稱之，非官號也。云“東烏累關城”，《漢書》烏累城，都護治所，在龜茲東三百五十里。按，温宿，今阿克蘇；姑墨，今賽里木、拜城；龜茲，今庫車。賽里木至庫車百餘里，今至刻石處二百里，已越龜茲而東距烏累城不遠矣。云“京兆長安淳于某作此誦”，後漢雖都雒陽，長安乃其舊都，故仍稱京兆。關外漢碑如敦煌太守裴岑、沙南侯獲碑，先後見於海内金石之錄。茲碑至今始出，豈非文字之顯晦，固有其時與？裴岑、侯獲、劉平國，均於史傳無考，而三碑略見事蹟。吾意西域三十六國，兩漢都校尉之所到，必有紀功述事之作，刻之荒崖邃穀，雨淋日炙，更千餘年而光氣不可磨滅者，庶幾得盡拓以歸，以補班、范兩史之缺乎！光緒八年十月。
施补华的题跋，记录了《刘平国碑》的发现经过，以及永寿四年、龟兹左将军、乌累关城、西域古今地名与道里、碑文作者淳于某与籍贯等问题。凡是内藤湖南涉及的拓片内容，除了刘平国的族属、龟兹与东汉关系史之外，都在这里得到更早的解读。
施补华回到内地后，当年得到他从新疆寄赠拓片的老友又请他再写题跋，如其在王懿荣（1845—1900）旧藏拓片上题云：“余于光绪五年得此刻于鸠兹山中，八年为之跋，九年命工拓数十纸，分贻海内朋好。”可见当时流传到内地的《刘平国碑》拓片数量不少。不过，在内藤湖南从事研究的1903年之后不久，这些拓片和题跋是否有流传到日本并为作者所经眼，尚难确证。但是这个题跋也曾经以木刻拓本的方式流传于世；再后来，施补华的《泽雅堂文集》八卷，在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由陆心源刻本传世。题跋的单印木刻本与文集刻本由于数量的丰富，在1903年前后流传到日本，则是非常有可能的。可以推测：就是在内藤湖南写定研究文稿寄给富冈谦三之后，他们看到了单本或文集本的施补华题跋。经过对照，内藤湖南觉得有关碑刻本身的考证，已经为施补华表述殆尽，剩意无多，于是毅然放弃了发表的机会。
1903年之前中国学者的《刘平国碑》研究文字刻印流传的，还有光绪九年赵于密（1845—？）对拓片所作的双钩木刻本，其上也刻下了自己的题跋，对碑刻纪事性质、龟兹地望、乌累与乌垒、左将军称谓、永寿四年及其正朔，均有释读。光绪十二年，金石学家汪鋆（1816—？）也印行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续录》六卷，所载《刘平国龟兹摩崖题刻》释文与题跋，也对碑刻纪事性质、左将军、乌垒关与乌垒国、永寿四年及其正朔，作有更为详细的题跋。这些刻本都有可能像施补华的题跋那样，以单行或者集本的印行形式，由日本专门经营汉籍的书商——如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1880—1951）这样的有心人——在北京、上海收购而去，流通在日本学界。
总之，在内藤湖南完成了对于《刘平国碑》考证文章的1903年前后，汉籍在日本方便的行销，都有可能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更为全面的石刻信息传递给大阪的作者。由于拓片的残缺、漫漶、出土地不明，使得内藤湖南最初对《刘平国碑》拓片文字的解读受到了限制，因此在阅读到《刘平国碑》先期的研究成果和准确的石刻资料之后，他放弃了自己考证文字的发表。当然，这样的推测只是基于写作时期的日本学术背景而作出的假设，真正的原因，仍有待相关资料提供更为确切的线索。
结 论
内藤湖南写作《刘平国碑》研究文章的1903年，也是中国学者相关题跋类研究文字最为丰富的一年。据陶喻之先生的排列，杨守敬（1839—1915）、王仁俊（1886—1913）、沈塘（生卒年不详）、李葆恂（1859—1915）、邓邦述（1868—1939）、黄以霖（1856-1932）、章钰（1864—1937）、金蓉镜（1856—1929）、杨钟羲（1864—1940）、黄绍箕（1854—1907）、程颂万（1865—1932）、姚虞琴（1861—1961）、端方（1861—1911）等金石学的行家，都有文字流传下来。对于这一石刻，内藤湖南也与中国学者一样从事了金石学范式的考证。这篇典雅的汉文题跋，已然预流于晚清中国金石学接武乾嘉朴学的潮流之中。
犹有甚者，《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关于东汉—龟兹关系史的梳理，更像是一篇历史学的论文，从《刘平国碑》的一个时间点，讨论了东汉时期塔里木盆地北道上的西域历史进程；其逻辑思辨与构架历史的笔力，又超越了题跋类文字札记式的就事论事，而进入到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语境之中。然而也惟其如此，学术研究的自律使内藤湖南在遭遇前期研究的丰富成果之后，遂对虽经独立研究但创见不多的论文深自韬晦，放弃了最终的发表。它不仅没有像他为第二次探险队写作的《西本愿寺的发掘物》那样收入《新西域记》中，甚至也未收入到其生前结集的汉文著作《宝左盦文》和身后由其弟子等为之结集的《湖南文存》之中——它原本可以成为这些汉文写作中篇幅最为宏大的巨制。这个有意识的未刊和失收，与前揭其日文文本的写作规范一样，是现代学术研究在日本学界形成道德规范的重要例证。
有关刘平国碑的研究，内藤湖南生前公开发表的言论，是见于《支那上古史》尾声处的一小段结语：
班超年迈之后，其子班勇曾居西域。因此，至东汉中期为止，汉与西域的关系是清楚的。但此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近年，龟兹将军刘平国的摩崖石刻被发现，为班勇以后之物。从中可见，班勇之后，西域仍有通解汉文的人。不过，与汉是否有从属关系，无从了解。
《刘平国碑》这一新出文献，在这里接续了《后汉书》记录的班勇之后东汉与西域关系史的篇章，成为在中国上古史终结阶段讨论东汉对外关系的精彩证据。内藤湖南在这里的点睛之笔，展示了他对这一碑刻与传世史料之间互相衔接的琢磨之功。这一点，正好被《刘平国碑》研究的未刊手稿所印证。
因此，《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未刊稿的存在，不仅让我们看到西方近现代学术理念在明治以来的日本深入人心的一个例证，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内藤湖南中国史学研究从微观入手而有宏观创见的途径。正是这种在中国历史的许多细节之处亲自淘漉的方法，成就了内藤湖南以“唐宋变革论”为代表的宏伟假说至今都保持着的旺盛生命力。
2017年3月28日于北大朗润园
（本文原刊孟宪实、朱玉麒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