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三十年來，敦煌研究日新月異，不論在文獻的整理，還是在圖像的研究方面，都 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于闐研究也不敢落後，考古新發現推進了圖像和文獻兩方面的研究，產 生不少優秀成果。本文僅就敦煌與于闐可資對比的圖像和文獻兩個方面，來談談新材料提供 的研究新視角，以及提出的新問題。 過去對於于闐圖像的研究，主要是依據斯坦因、斯文赫定、大谷探險隊等在和田地區所 獲壁畫、木板畫和雕像材料，主要來自哈達里克（Khadalik）、巴拉瓦斯特（Balawaste）、丹 丹烏里克（Dandan-oilik）等地的古代佛寺遺址。百年來學者們對這些圖像做了許多個案研 究，逐漸豐富了我們對於于闐佛教圖像的認識。1973 年，威廉斯夫人（J. Williams）發表《于 闐繪畫的圖像學》，比較系統地分類研究了比盧遮那佛、瑞像、彌勒、觀音、地藏、毗沙門 天王、散脂大將、鬼子母、俄尼沙、絲綢傳說、騎士、鼠王等等圖像1，使得于闐佛教的萬 神殿更加清晰多彩。1974 年，格羅普（G. Gropp）在整理特靈克勒（E. Trinkler）探險隊所獲 于闐文物的考古報告《中國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一書中，也分門別類地討論了于闐的 壁畫和雕像中的佛教神祇2。1992 年，莫德（Markus Mode）發表《遠離故土的粟特神祇—— 近年粟特地區考古發現所印證的一些和田出土的粟特圖像》一文，指出和田出土的一些佛教 木板畫表現的粟特祆教特徵3。這些論著為我們認識于闐佛教圖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提 出許多新的問題。筆者也曾結合前人研究成果和 1998 年鮑默（Christoph Baumer）等人發掘 的丹丹烏里克佛寺遺址的壁畫，指出在一個佛寺的主尊像和主體的千佛圖像下面，當地的民 眾或外來的粟特移民，有時會把地方神祇或祆教圖像繪製到佛教的萬神殿中，讓觀者看到一 些即是佛像，又似祆神或其他地方神祇的東西，在寺院壁畫的下層，保存著民眾的地方信仰 或外來文化4。 進入 21 世紀後，和田當地又進入一個“新發現”的時代。 2002 年 10 月，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日本佛教大學尼雅遺跡學術研究機 構共同組織的考察隊，在丹丹烏里克發現了一座佛寺遺址，其中的壁畫被風吹露出來。新疆 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即在同年 11 月進行了搶救性的發掘，揭取了佛寺下層的千佛、雜神以及 騎馬托缽神像壁畫等考古資料，為于闐佛教圖像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5。根據佛寺沙土下面 發現的一疊德文報紙和中間所夾的一張 1928 年進入丹丹烏里克的博斯哈德（W. Bosshart） 名片，筆者指出這裡就是特靈克勒探險隊曾經發掘過的 A.4.2 號佛寺遺址6。 2002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新疆隊在和田策勒縣達瑪溝南部托普魯克墩 （Toplukdong）搶救性地發掘了一座佛寺遺址，為一平面長方形小型木構佛殿建築，中間殘 存佛像，墻壁有壁畫，考古編號為“托普魯克墩 1 號佛寺遺址”。2006 年，新疆隊又發掘了 距離 1 號佛寺遺址西約 70 米處的“托普魯克墩 2 號佛寺遺址”，是一座“回”字形的佛寺， 出土有壁畫和木板畫、錢幣等異物。同時，在距達瑪溝鄉政府東北約 10 公里的喀拉墩 2 （Khaladong），新疆隊發掘了另一處佛寺遺址，出土壁畫殘塊 20 多件，遺址命名為“喀拉 墩 1 號佛寺遺址”。三處佛寺的始建年代被考訂在公元 6 世紀中期至 7 世紀前期，但可能使 用到 10 世紀末或 11 世紀初7。2010 年，新疆隊又在托普魯克墩發掘了毗鄰 2 號佛寺遺址的 地方發掘了“托普魯克墩 3 號佛寺遺址”，同樣出土了一篇精美的壁畫，其中還有粟特文題 記8。遺憾的是，2010 年，一些不法分子猖狂挖掘了達瑪溝一帶的佛寺遺址，盜掘出一大批 佛寺壁畫和其他遺物。2011 年，和田公安部門追繳回來三千多件文物，其中包括精美的壁 畫，但不知道還有多少文物被倒賣走，這些追繳的壁畫也失去了原來的位置信息，對學術研 究是重大損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把追繳的文物和原始壁畫照片匯集為《策 勒達瑪溝－－佛法匯集之地》一書，為學界及時提供了最新資料9。 2014 年，上海博物館舉辦“絲路梵相－－新疆和田達瑪溝佛教遺址出土壁畫藝術”展 覽，展出上述四所達瑪溝佛寺遺址出土的部分壁畫和雕塑，并出版了同名的展覽圖錄，發表 賈應逸《策勒縣托普魯克墩佛寺遺址的唐代于闐佛教藝術》、巫新華《于闐佛寺遺址考古研 究新進展——從達瑪溝佛寺遺址新發現談于闐畫派及其他》、李維琨《絲路梵相——達瑪溝 出土的于闐古寺壁畫》三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了新發現的于闐佛教圖像10。 考古發現的新材料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許多新的圖像素材，提供給我們觀察于闐佛教圖 像的新視角，也為我們提出許多新問題。以下略談筆者的幾點思考。 一、新發現特別珍貴的一點是，這些壁畫和雕像在佛寺中間的位置可以通過考古報告而 確知，這是我們今後討論圖像的時候所需要考慮的問題。筆者曾經利用斯坦因對於丹丹烏里 克遺址的詳細考古報告，把整個遺址各個建築物一一復原，根據後人研究的各個建築物中發 現的雕像、壁畫、文書、佛典、錢幣等等遺物，確定這些建築物的佛寺、官衙、宅第、廚房 等的性質，再來看不同大小建築物表現的佛寺和蘭若的關係，并把圖像放到具體的寺院壁面 上去考慮它們的功能和意義11。 達瑪溝發現的佛教寺院佈局十分清楚，壁畫得自寺院哪個位置有的也可以確定，這對於 考察一些圖像的內容和它的功能提供了方便。其中托普魯克墩 1 號佛寺遺址發掘較早，該佛 寺内側南壁門的西側殘壁上，留存了一幅武士裝束的神象下半部，其上半部也從地上散落的 壁畫殘片中找到，并由考古工作者成功地復原起來。這幅貌似毗沙門天王的神像，現在由美 術史研究者比定為散脂大將，而不是人們所熟知的于闐守護神毗沙門天王12。其實，散脂也 是于闐重要的守護神，據汉译《日藏經·護塔品》，他是往昔迦葉佛在于闐牛角山聖人處安 住時的主要守護神。又據《月藏經·分佈閻浮提品》，他是被世尊付囑守護于闐的八大神祇 之一，位居第二，名大夜叉將。其名還見於多種于闐文、藏文文獻，而且其圖像還保存在敦 煌莫高窟、榆林窟的于闐八大守護神圖像中13。散脂在達瑪溝佛寺正門守護神的位置，更加 說明他在于闐佛教世界中的重要位置。 二、壁畫圖像旁邊的題記對於理解該圖像的意義是人所公知的，但由於語言文字和殘缺 保存狀況的原因，一些壁畫題記并不是非常容易釋讀。過去，恩默瑞克（R. E. Emmerick） 曾匯集西方探險隊所的于闐文壁畫、木板畫題記，做了英文翻譯14；他也解讀了特靈克勒探 險隊所獲一幅毗沙門天王圖像的供養人題記15，為藝術史的研究提供了文本依據。2002 年丹 丹烏里克新發現的佛寺北壁下方一排騎馬神像的最後一位，有 5 行題記，由段晴、文欣兩位 做了解讀和翻譯，是名為 Budai 的供養人繪製“八天神”的題記16，對於我們理解于闐佛教 3 壁畫上的“騎士”，富有參考價值17。托普魯克墩 3 號佛寺遺址發現有于闐文、粟特文、藏 文供養人題記18，對於我們理解佛寺的供養者以及寺院沿用到吐蕃統治時期的情況，都極有 幫助。然而，還有一些于闐文題記有待解讀，如丹丹烏里克新編 CD10 佛寺西迴廊壁畫下面 的題記19，完整清晰，但似乎尚沒有釋讀。還有據我們考察托普魯克墩 1 號佛寺遺址博物館 陳列壁畫殘片時所見，至少有兩幅佛像殘片的上面，有于闐文題記。這些題記的解讀，必將 為于闐佛教圖像以及寺院營建等等問題，提供更好的研究方向，最近我們在調查龜茲地區吐 火羅語（龜茲語）及其他婆羅謎文所寫語言題記的過程中，對此有深刻的體會20。 三、文獻與圖像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對於于闐佛教圖像的解讀，漢譯佛典如《日藏經》、 《月藏經》，以及法顯、玄奘等人的記錄，還有敦煌的瑞像記，都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印證； 于闐當地出土的梵文、于闐文佛典，以及藏文大藏經中保留的非常細緻的于闐教法史類的著 作，也是研究于闐佛教圖像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但是，還有不少于闐語佛教文獻，特別是 敦煌出土的于闐語文獻還沒有充分地運用到佛教圖像的研究中去，有些還沒有完滿地解讀。 像于闐文《賢劫經》（Bhadrakalpika-sūtra）21、《右繞佛塔功德經》（Pradakṣiṇā-sūtra）22、《普 賢行願贊》（Bhadracaryā-deśanā）23、《文殊師利無我化身經》（Mañjuśrī-nairātmyāvatāra-sūtra） 24，還有《佛本生贊》（Jātakastava）25、《阿育王譬喻經》（Aśokāvadāna）26、《難陀譬喻經》 （Nandāvadāna）27、《善財譬喻經》（Sudhanāvadāna）28、《迦膩色迦王造塔記》29、《禮懺 文》（Deśanā）30等，都值得把文本和圖像做對比研究。段晴教授近撰《飄帶來自吉祥—— 反映在古代于闐畫中的祆教信仰符號》，就利用印度、伊朗的文獻，包括于闐文《造像功德 經》，來解說達瑪溝佛寺遺址出土的赤身裸體的鄔羅形象31。 于闐語文獻也在不斷發現，如丹丹烏里克出土的《明咒護身符》32、《對治十五鬼護身符》、 《菩薩入胎降生》33。姚崇新教授《和田達瑪溝佛寺遺址出土千手千眼觀音壁畫的初步考 察——兼與敦煌的比較》一文，即利用了新發現的于闐文《對治十五鬼護身符》來印證有關 于闐的觀音信仰受雜密影響的問題34。隨著新發現的于闐語文獻的進一步整理和研究，還會 為于闐佛教圖像的解讀提供更多的幫助。 四、敦煌因為莫高窟、榆林窟保存了大量佛教圖像，因此成為研究其他地區佛教圖像時 必須參考的對象，對於敦煌圖像的細讀，必定有助於我們理解于闐的佛像內涵。筆者曾和張 廣達先生合作研究敦煌瑞像記、瑞像圖中的于闐佛像，但當時無法看到清晰的敦煌壁畫和絹 畫資料，主要的工作是文獻方面的整理35。今天，隨著數碼技術的進步，敦煌洞窟壁畫的高 清晰照片展現了許多壁畫的細部情景；敦煌研究院對於學術研究的支持，為學者們提供了更 加便利的考察洞窟壁畫的條件。迄今為止，有關于闐的敦煌圖像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除了 上面提到的有關于闐八大守護神的研究之外，最重要的貢獻是孫修身《佛教東傳故事畫卷》 36、陳粟裕《從于闐到敦煌——以唐宋時期圖像的東傳為中心》37、張小剛《敦煌佛教感通畫 研究》38。 這些描繪于闐佛像、守護神、供養人的敦煌圖像，對於相同類型的于闐繪畫，是 最直接的參考資料。 同時，敦煌石窟壁畫、絹畫中的其他各類圖像，也是我們研究于闐圖像的參考資料。如 姚崇新對和田達瑪溝佛寺出土千手千眼觀音像的研究，就得益于敦煌的一幅絹畫。因此，對 於敦煌壁畫各類圖像的分析研究，或多或少都可以有助於對于闐佛教圖像的探討。反之，對 於于闐圖像、文獻的解說，也可以幫助我們解讀一些敦煌壁畫的內涵。 4 以上從四個方面略談于闐佛教圖像研究及其與敦煌圖像、文獻的關係，許多問題還有待 進一步研究。 （原载《艺术史研究》第 17 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2 月，143-151 页） 1 Joanna Williams, “The Iconography of Khotanese Paintings”, East and West, new series, 23, 1/2 (1973): pp. 109-154. 2 Gerd Gropp, 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 Die Trinkler-Sammlung im Übersee-Museum, Bremen, Bremen: Röver, 1974. 3 M. Mode, “Sogdian Gods in Exile--Some Iconographic Evidence from Khotan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Excavated Material from Sogdian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2, 1991/92, pp. 179-214. 4 榮新江《佛像還是祆神——從于闐看絲路宗教的混同形態》，原載《九州學林》1 卷 2 期，頁 93－115，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冬季卷；收入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 交流》，頁 313-329，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 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 年丹丹烏里克遺址佛寺清理簡報》，《新疆文物》2005 年第 3 期，8－19 頁及 封 2、3 圖版。參看張玉忠、屈濤、劉國瑞《丹丹烏里克新發現的佛寺壁畫》，《日中共同ダンダンウイリク 遺跡學術研究の成果をめぐって》，頁 79－85，京都佛教大學，2005 年；松本伸之監修《新シルクロ－ド 展》頁 71－79，東京：產經新聞社，2005 年，；Zhang Yuzhong, Qu Tao & Liu Guorui, “A newly Discovered Buddhist Temple and Wall Paintings at Dandan-Uiliq in Xinjiang”,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III, ed. J. Lerner and L. Russel-Smith, 2009, pp. 157-170。 6 榮新江《丹丹烏里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學尼雅遺址學術研究机 构編《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頁 40－4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新疆和田地區策勒縣達瑪溝佛寺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7 年第 4 期，頁 489－525。該文後以《新疆和田地區策勒縣達瑪溝佛寺遺址的發掘與研究》為題，附錄於《丹 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頁 293—333，圖版及注釋有所增補。又，參看巫新華《新疆 和田達瑪溝佛寺考古新發現與研究》，《文物》2009 年第 8 期，頁 55－68。 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隊《新疆策勒縣達瑪溝 3 號佛寺建築遺址發掘簡報》，《考古》 2012 年第 10 期，頁 15-24，圖版 1-5。 9 中共策勒縣委、策勒縣人民政府編《策勒達瑪溝——佛法彙集之地》，沈橋、巫新華攝影，巫新華撰文， 香港大成圖書有限公司，2012 年。 10上海博物館編《絲路梵相－－新疆和田達瑪溝佛教遺址出土壁畫藝術》，頁 12－51，上海：上海書畫出版 社，2014 年。 11 上引榮新江《佛像還是祆神——從于闐看絲路宗教的混同形態》。 12 E. Forte, “On a Wall Painting from Toplukdong Site no. 1 in Domoko: New Evidence of Vaiśravaṇa in Khotan?” in Klimburg-Salter, D. and L. Lojda (eds.), Changing Forms and Cultural Identity: Religious and Secular Iconographies. Papers from the 20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and Art held in Vienna from 4th to 9th of July 2010, Vol. 1,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and Art, Turnhout: Brepols, 2014, pp. 215-224；朱麗雙漢譯文《毗沙門還是散脂：和田達瑪溝托普魯克墩 1 號遺址的一幅壁畫新說》，見《藝術 史研究》本卷所收。關於此圖像細節的詳細論證，見張惠明《公元六至八世紀于闐佛教護法神系中的夜叉 圖像——以達瑪沟佛寺遺址畫跡為中心的討論》，本卷所收。 13 榮新江、朱麗雙《圖文互證——于闐八大守護神新探》，樊锦詩、榮新江、林世田主編《敦煌文獻、考 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頁 190－218，北京：中華書局， 2011 年。參看陳粟裕《敦煌石窟中的于闐守護神圖像的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 年第 4 期，頁 54 －74。 14 R. E. Emmerick, “Some Khotanese Inscriptions on objets d’art”, JRAS 1968, pp. 140-143+ pls. I-II. 15 R. E. Emmerick, “Note on a Khotanese Inscription in the Bremen Überseemuseum”, 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 by G. Gropp, pp. 362-364. 16 文欣、段晴《丹丹烏里克佛寺壁畫上的于闐文題記考釋》，《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 頁 261-265。 17 張小剛最近對此做了深入的探討，見所撰《天王與夜叉——試釋于闐引雁騎行人物的身份》，《藝術史研 究》本卷所收。 18 《新疆策勒縣達瑪溝 3 號佛寺建築遺址發掘簡報》，頁 18-19、21-22。 5 19 《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彩版二〇/2。 20 參看榮新江《近年對龜茲石窟題記的調查與相關研究》，《西域研究》2015 年第 3 期，頁 1-9。 21 S. Konow, Saka Versions of the Bhadrakalpikāsūtra (Avhandlinger utgitt av Det Norske Videnskaps-Akademi i Oslo II. Hist.-Filos. Klasse. 1929, no.1), Oslo, 1929；田久保周誉《敦煌出土于闐語秘密經典集の研究——論 說篇·賢劫佛名と毗盧遮那佛の研究》，春秋社，1975 年。 22 H. W. Bailey,“The Pradaksina-sūtra of Chang Tsiang-kuin”,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I. B. Horner, eds. L. Cousins et al., Dordrecht - Boston, pp. 15-18；橘堂晃一《敦煌出土コータン語〈右繞佛塔功德經〉》，《佛教史 學研究》第 45 卷第 2 號，2002 年，頁 22－53。 23 J. P. Asmussen, The Khotanese Bhadracaryādeśanā. Text, Translation and Glossary together with the Buddhist Sanskrit Original, Copenhagen, 1961. 24 R. E. Emmerick, The Book of Zambasta, a Khotanese Poem on Buddhism, London 1968, pp. 437-453; idem, “Three Monsters in Khotan”, Studia Iranica, VI.1, 1977, pp. 65-74; idem, “The Concluding Verses of the Khotanese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 and Related System. Studies in Honor of Edward Conze, ed. L. Lancaster, Berkeley, 1977, pp. 83-92; A. Degener, “The four infintudes (apramānas) in Khotanese”, Studia Iranica 15, 1986, pp. 259-264; R. E. Emmerick, “Some Verses from the Lankāvatārasūtra in Khotanese”, A Green Leaf. Paper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es P. Asmussen (Acta Iranica 28), Téhéran - Liège - Leiden, 1988, pp. 125-133; idem, “From the Mañjuśrīnairātmyāvatārasūtra”, Bauddhavidyāsudhākarah. Studies in Honour of Heinz Bechert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eds. P. Kieffer-Pültz & J.-U. Hartmann, Swisttal - Odendorf, 1997, pp. 81-90; idem, “More Verses from the Mañjuśrīnairātmyāvatārasūtra”, Sūryacandrāya. Essays in Honour of Akira Yuyam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eds. P. Harrison & G. Schopen, Swisttal - Odendorf, 1998, pp. 33-42. 25 M. J. Dresden, “Jātakastava or ‘Praise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 pp. 397-508. 26 H. W. Bailey, “A Tale of Aśoka”, Bulletin of Tibetology III.3, 1966, pp. 5-11；蓮池利隆《Khotan 本アショー カ王傳とカニシカ王傳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50 卷第 2 號，2002 年，頁 247－250。 27 R. E. Emmerick, “Nanda the Merchan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XXIII.1, 1970, pp. 72-81. Cf. R. E. Emmerick, “Khotanese Glossary to Nanda the Merchant”, Acta Orientalia XXXV, 1973, pp. 115-126 28 H. W. Bailey, “The Sudhana Poem of Ṛddhiprabhāv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XIX.3, 1966, pp. 506-532; R. E. Emmerick, “A Khotanese Fragment: P 5536 bis”, Hommage et opera minora, Monumentaum H. S. Nyberg I (Acta Iranica 4), Téhéran - Liège - Leiden, 1975, pp. 223-236; H. Kumamoto, “Some Problems of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Studia Grammatica Iranica.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eds. R. Schmitt & P. O. Skjærvø, München, 1986, p. 242, n. 6; A. Degener, “Sudhanas Wanderung in khotanischer Fassung”,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Iranistik 11-12, 1986, pp. 21-32. 29 H. W. Bailey, “Kanaiska”,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42, pp. 14-28, 250； 蓮池利隆《Khotan 本アショーカ王傳とカニシカ王傳について》。 30 H. W. Bailey, “The Profession of Prince Tcūṃ-ttehi”, Indological Studies in Honor of W. Norman Brown, ed. E. H. Schafer, New Haven, 1962, pp. 18-22; R. E. Emmerick, “The Verses of Prince Tcūṃ-ttehi:”, Studia Iranica 9: 2, 1980, pp. 185-193. Cf. R. E. Emmerick, “A Stanza from the Verses of Prince Tcum-ttehi”, Societies and Languages of the AncientNear East, Studies in Honour of I. M. Diakonoff. ed. by M. A. Dandamayer et al., Warminster, 1982, pp. 62-63. 31 《藝術史研究》本卷所收。關於《造像功德經》，參看段晴《〈造像功德經〉所體現的佛教神話模式》和 《〈造像功德經〉于闐語、漢語今譯及古譯刊本》兩文，均載段晴《于闐·佛教·古卷》，頁 109-168，上海： 中西書局，2013 年。 32 段晴考釋文章，載，《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頁 267-280。 33 以上均見段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域文書·于闐語卷》（一），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 34 《藝術史研究》本卷所收。 35 張廣達、榮新江《敦煌“瑞像記”、瑞像圖及其反映的于闐》，《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 3 輯，頁 69-147，圖 20-34，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 年；收入作者《于闐史叢考》（增訂本），頁 166-223，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08 年。 36 《敦煌石窟全集》第 1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0 年。 37 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 年。 38 蘭州：甘肅教育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