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散藏吐鲁番文献知见录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所谓“日本散藏吐鲁番文献”，是指比较集中而已经整体发表的吐鲁番文献之外的收藏。具体而言，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大谷文书”、奈良宁乐美术馆收藏的“唐蒲昌府文书”（包括与之属于同组的私藏蒲昌府文书），这些已经由《大谷文书集成》、《宁乐美术馆藏蒲昌府文书》比较完整地刊布出来，大谷文书后来还数字化上网，更方便使用。1996年，笔者曾将此前调查日本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结果，汇入《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匆匆二十年过去，有些收藏仍然没有公开，如东京静嘉堂文库所藏，因此学界相关的研究进展不大，本文也不再重复。而有些富有的收藏，如东京书道博物馆和大阪杏雨书屋，原来基本上秘不示人，近年来在学者的推动下，公布了全部所藏照片，嘉惠学林，我们由此可以得知这些收藏中吐鲁番文献的整体情况。本文主要就是考察书道博物馆和杏雨书屋两家所藏，兼及其他。以下依《知见录》的顺序叙述，兼及其他。
一、东京国立博物馆
关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吐鲁番文书，笔者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做过详细的考察[1]，主要是吐鲁番出土《树下人物图》背面裱糊的《唐开元四年（716）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和《唐开元年间西州交河县名山乡差科簿》，这是现存西州户籍和差科簿中较长的一件，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池田温先生已录出全部文字，并且和书道博物馆所藏同样的《高宁乡籍》和《名山乡差科簿》缀合起来[2]，山本达郎、土肥义和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集》第2卷也有图版和录文[3]。热海美术馆收藏的《树下美人图》，原为大谷探险队收集品，应当是和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画卷同出吐鲁番某个墓葬，是同组的屏风画，但其背面的《开元四年籍》和《差科簿》早已不知所在[4]，希望仍然保存在天壤之间。
二、书道博物馆
关于书道博物馆藏品的来历，以及直到1996年之前的编目、研究情况，笔者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六章第四节《书道博物馆》中，曾做了详细的分类叙述。1996年，陈国灿先生《东访吐鲁番文书纪要》（三）一文，依据《书道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录附解说》，将书道博物馆所藏确属吐鲁番出土的文献进行了编目[5]，这一目录后来增补修订为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的书道博物馆部分[6]。然而，书道博物馆经营管理不善，最后私家无法继续，转归东京都台东区，2000年“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正式重新开馆，原来蚊蝇满室的旧楼，变成窗明几亮的新馆。更让学界感激不尽的是，经过矶部彰教授等人的不懈努力，他主编的大型图录《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一函三巨册（以下简称《中村集成》）在2005年出版，收录了全部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彩色照片，虽然是“非卖品”，但学术界很快都可以利用这些珍贵的资料了[7]。
虽然书道博物馆所藏的一些重要典籍、佛经题记、官私文书已经有图版和录文发表，如王树枏《新疆访古录》、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书苑》杂志的第6卷第9号和第7卷第2号两辑书道博物馆藏西域出土写经专号、金祖同《流沙遗珍》等，但《中村集成》首次提供了书道博物馆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全部清晰图片，让我们得以全面把握这批多数为早期出土于吐鲁番的文献材料，比如那些清末王树枏、梁玉书收集并已装裱在一个卷子上的写经断片，数量非常之多，有的“写经残卷”上甚至多达数百片残片，这些都是吐鲁番佛教研究的基本材料。认识到这一点，笔者曾嘱托研究生包晓悦根据《中村集成》，利用大藏经电子数据库，比定断片，重编成《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目录》[8]，出版后将会提供给学界极其丰富的文献信息。
对比前人已经刊布的书道博物馆收藏文献，《中村集成》刊布的文献中仍有不少属于首次发布，或者是图版的首次面世，引起学者们研究的热潮。以下捡取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献，略作介绍，间提示笔者的意见。
新材料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是编号SH.130的一个卷轴，卷首题签“吐鲁番出土唐人墨迹，宣统辛亥嘉平月，素文所藏，四十四”，可知为晚清新疆财务清理官梁玉书旧藏，其上共粘贴有18块大小不等的残片，总宽30厘米、长29厘米，《中村集成》定名为“月令”[9]。经吴丽娱、陈丽萍、王三庆、朱玉麒诸位的整理和考释，其内容包括梁武帝《会三教》、《天安寺疏圃堂》诗（M15-17行+J46-47行+J43-45行+K1-2行），梁简文帝《侍游新亭应令》、《经琵琶峡》、《汉高庙赛神》诗（K3-8行+E1-4/5行），古诗文杂钞（M1-14行），唐玄宗御制《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残片（A1-3行），而篇幅最长的是一篇唐人的《朋友书仪》，其又可分为四个部分：（1）E6-11行、G、H、J1-4行衔接，I、O；（2）J5-39行；（3）J39-42行、F1-9行衔接；（4）F10-13行、L、D衔接。书仪之外，间有杂写，为唐抄本。此外还有一片残名簿（Ｂ1-4），年代亦属唐朝时期[10]。其中的唐玄宗诗，朱玉麒将其与英国图书馆藏Or.8212/599（Kao.094.b）缀合，后者存3行，为残片上半部分，据斯坦因的记录，为高昌故城出土[11]。
属于道教经典的写本也很重要，有包晓悦比定的《老子道德经序诀》（SH. 174-2-50+ SH. 174-2-58）[12]、《老子道德经》（SH. 174-3-2）[13]、《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SH. 174-5-103）[14]，周西波比定的《洞真太一帝君太丹隐书洞真玄经》（SH. 176-86）[15]。前三件据所裱册页的题签，可以知道为鄯善吐峪沟出土[16]，故此被原收藏者当作佛经断片；最后一件被周氏当作敦煌道经残片，但它所在的册页，书道博物馆的《旧目》称“收新疆出土真迹残片九九种”，所以更可能的是吐鲁番出土的道经断片。北朝隋唐时，吐鲁番是佛教圣地，道经经典相对较少，所以更显得珍贵，对于笔者曾经讨论的唐朝西州的道教问题可做补证材料[17]。
属于中原传统典籍的，有《前汉纪·孝武皇帝纪》（SH. 174-1-47+SH. 174-1-48），出自吐峪沟，从书法看，应是高昌郡时期写本[18]。此前1980—1981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也曾出土《前汉纪·孝武皇帝纪》，从书法看写本时代稍早[19]。有意思的是，两篇荀悦《汉纪》的写本，所抄内容都是有关西域的部分，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此外，对于敦煌吐鲁番学界来说，属于新材料的还有唐“向者逞高才”诗文残片（Sh 169）[20]、别本《开蒙要训》（SH. 168-5）[21]、唐人习字（SH. 129）[22]。
大量的佛教典籍文献，为我们认识高昌地区佛教历史以及佛典构成和传播等问题，都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有些是此前吐鲁番佛教文献中所未见的，如属于藏外佛典的《法王经》（SH. 174-5-22）[23]和《大乘二十二问本》（SH. 174-2-95）[24]，前者为唐朝伪经，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曾发现汉文和粟特文写本，吉田丰教授也在吐鲁番出土的大谷文书中找到它的粟特文断片，但汉文写本则是吐鲁番第一次发现；后者为吐蕃占领敦煌初期滞留敦煌的长安西明寺学僧昙旷答吐蕃赞普问题的著述，不知何时传到吐鲁番地区。
书道博物馆藏卷中，还有不少世俗文书，不过早为学者所知，所以内容上并不新鲜，但这次有如此清晰的彩色照片发表，也将会推动相关文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静嘉堂文库
笔者1990年曾走访静嘉堂文库，对其所藏吐鲁番文献做了详细的调查，并撰写《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资料简介》一文，对于藏卷内容和原藏者梁玉书（素文），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考索[25]。陈国灿、刘安志根据笔者所获照片，做了比定工作，收入《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26]。几年来，西胁常记氏又论证其中大量版刻佛典残片，实际上出自契丹藏[27]。
静嘉堂文库所藏，应当是梁玉书藏卷中比较零碎的部分，其中也有一些佛典之外的材料，但都比较残，笔者在上述文章中，已经录文并介绍了《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五年》（杜预集解）、《论语·颜渊第十二》（何晏集解本），还有一些发愿文类残片。但文书的价值有时候并不是由文字多少而确定的，这里所藏一件《唐贞元十一年（795）正月录事残牒文》，就是迄今所知最晚的带有唐朝年号的吐鲁番文书，因此对于唐朝西州政权的权利转移问题，是一件难得的记录[28]。
四、有邻馆
对于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所藏文书，陈国灿、施萍婷二位先生和笔者都做过调查并分别写有报告[29]，陈国灿、刘安志先生在《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中，也附录了该馆所藏所有已知文书的目录[30]。根据我的考察，过去一般认为是吐鲁番文书的有邻馆藏长行马文书，更可能是来自敦煌发现的经帙，或许是唐朝时期就带到敦煌并被佛僧当作废纸裱糊到经帙里面了，而敦煌文书发现以后，藏家把经帙拆开，获得了这样一组文书。从内容来看，有关长行马的文书更多的是属于唐朝的北庭文书，而不是西州文书，有邻馆藏其他唐代文书，虽然不是长行马文书，但有明确地理标识者，也基本上是北庭文书，因此我们还是把这些看作沙州人从北庭带到敦煌的文书更为合适，而不看作吐鲁番文书。
然而，1990年11月东京“古典籍下见展观大入札会”展出的一卷《唐人书写草书经》，可能是有邻馆所藏，因为它和其他同时展观的写卷上都有“长尾雨山箱书”字样，而这些可以确定是有邻馆所藏。该卷上有王树枏庚戌年（1910）所写题跋，称：“草字残经一纸，出吐鲁番，其中多言绝欲、知足、精修之法，夹行为畏吾儿字。畏吾儿书多见佛经卷子纸背及夹行之中，岂其时纸贵而缺与？”[31]可知确为吐鲁番出土，但目前此卷是否经古书会转售出去，不得而知。
五、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所藏主要是敦煌写经，施萍婷先生有调查和编目[32]，笔者也有简单介绍[33]。其中有一个卷轴（编号WB. 32-29），题“西域法宝遗韵”，其中有68片残佛经，上有王树枏题跋两则[34]，当是吐鲁番出土。
六、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设立于千叶县的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仪凤二年西州北馆厨牒文。此件文书曾经在1990年11月的东京“古典籍下见展观大入札会”上陈列，笔者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曾根据荒川正晴先生提供的跋文信息，知道是梁玉书旧藏，可能是来自藤井有邻馆[35]。此后，大津透先生根据古典籍下见展观大入札会的图录，把这件文书放到书道博物馆和大谷文书中一组北馆厨牒文书群众中去研究[36]。2014年4月，笔者与朱玉麒教授拜访大津透先生，得知此件现已入藏千叶县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编号H-1315-20。后来朱玉麒前往该馆，获得包括跋文在内的所有图版，并录出跋文全部内容。原件裱在一卷轴中，外有原题签“唐仪凤二年北馆厨残牒，吐鲁番出土，素文珍藏”，与梁玉书藏卷规制完全相同。卷首有甲寅（1914）五月顺德罗惇曧题记，后有姑藏段永恩跋，称：“右唐高宗仪凤二年北馆厨残牒，出吐鲁番三堡。与余前观晋卿方伯所藏为弌纸，惜土人割裂，多售价耳。”[37]这里所说的晋卿方伯所藏，即现存书道博物馆的王树枏旧藏品。段跋后还有安吴胡璧城、顺德罗惇㬊短跋，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
七、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
东京大学的总图书馆中，收藏有装裱成两个卷轴的吐鲁番出土残片。编号为A00 4033(A-3)的一卷有题签：“各种残经，出鄯善县吐峪沟，素文珍藏。七号。”表明原为梁玉书（字素文）的收藏，其所藏不论卷轴还是函册，都顺序编号，此为其第七号藏品。题作“各种残卷”的这一卷内，共裱存14残片，余欣《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吐鲁番出土文献考略》一文做了整理编目，其中有《佛说佛名经》《佛说十地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放光般若经》《金光明经》《五千五百佛名经》，以及梵文写经、回鹘文佛教愿文和《摩利支天经》，其中有三则王树枏题记[38]。
编号为A00 4034(A-3)的一卷，有题签：“高昌佛迹，宣统庚戌（1910），素文珍藏。□□（五号？）。”同为梁玉书旧藏，或为其第五号藏品，其中裱有22件残片。余欣《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吐鲁番出土文献考略》对这些残片做了比定，其中包括《佛说佛名经》、回鹘文印本《摩利支天经》和印本《无量寿宗要经》，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唐朝历日残本、波斯语和粟特语摩尼教经典、西夏文印本佛经，虽然比较零碎，但吉光片羽，十分难得，其上有王树枏四则跋文，分别提示历书、回鹘文、西夏文残片[39]。
余欣的文章收入所著《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时，还附有几幅彩色照片，可见藏品原状。
八、杏雨书屋
属于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的杏雨书屋，收藏有大量敦煌、西域出土文献。2009年3月开始，杏雨书屋编集出版《敦煌秘笈·影片册》，总共9册，刊布了一直秘不示人的所藏全部资料，其中前432号为著名的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第433号以后的文献，主要应当是羽田亨收集的敦煌写本，但也有少量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羽561号的包首题签：“唐时物价单残纸，吐鲁番出土，素文珍藏”，裱纸有题记：“右唐人物价表，有交河都督府印，当时物直犹可考见，殊可宝也。甲寅五月惇曧。”可见又是梁玉书旧藏吐鲁番出土文书，后转售日本，归杏雨书屋收藏。卷轴中裱有19件残片，都是属于《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的部分断片，这一文书学者们早已在大谷文书找到过更多的残片。这些断片曾被羽田亨教授摄影，打算研究，其去世后照片归京都大学文学部所管的羽田亨纪念馆收藏，1990—1991年笔者在京都时曾快速浏览，未及措意[40]。后来为池田温先生抄出，与他曾经花费大量工作缀合的大谷文书残片综合起来，做了仔细的研究[41]。杏雨书屋公布这组残片文书的彩色图版后[42]，片山章雄教授又续有讨论[43]。目前看来，有必要对包括旅顺博物馆藏同一文书残片的所有《交河郡市估案》做一个透彻的整理和研究。
另外，羽609为一残经装裱的卷轴，原题签“六朝写经残卷，晋卿珍藏”，知为王树枏旧藏，有其所写跋文，称“此卷为儿子禹敷在吐鲁番税局时所得”[44]。此卷后为清野谦次购得，辗转入藏杏雨书屋。卷中裱贴有四段残经，分别是《大般涅槃经》卷三十至三十一、《大智度论》卷二九、《大般涅槃经》卷二五、《增一阿含经》卷三三[45]。
羽620为两纸官文书[46]，一为《唐开元二年闰二月一日典蒲洪率牒》，一为《唐开元二年六月某日府某牒》，从其前后“连庆示”，“付司玉示”及纸缝所押“玉”字，应当是西州蒲昌府文书，与宁乐美术馆、辽宁省档案馆所藏为同组文书，也应当是吐鲁番文书。其中后者（羽620-2）的原件曾经在2010年4月19－24日武田科学振兴财团举办的“第54回杏雨书屋特别展示会”上陈列，并收入展览图录，题作“折冲府仗身等牒”[47]。速水大氏《杏雨书屋所藏〈敦煌秘笈〉中的羽620-2号文书》一文，已经考证此为蒲昌府文书之一，并推测羽620-1也同样是蒲昌文书[48]。其结论完全正确，但未见他正式发表论文。
羽719残纸片上，用摩尼文字写有中古波斯语摩尼教赞歌，为吉田丰教授比定[49]。一般来说，这里摩尼教文献应当出自吐鲁番盆地。
九、上野淳一藏卷
晋写本《三国志·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存字八十行，吐鲁番出土，原为王树枏所得，存于其子禹敷处。1924年为白坚所得，11月白氏撰有跋文，称“此卷出自新疆鄯善土中，今年秋至都”[50]。白坚邀王树枏、罗振玉撰写跋文，并用西洋影印，奉送同好。王氏跋文颇长，撰写于乙丑（1925）元日，考证此本与今本《三国志》不同之处33事，以证古本价值，是王氏跋文中少有的一篇研究文字[51]。王氏跋文且称：“此卷旧藏儿子禹敷，后归日本某君，白坚甫以重资购得之。”恐怕并非事实，实际上此卷白坚购自王树枏，并让王、罗题跋，以增其值。罗振玉跋写于乙丑三月，只有六行文字，称“传世卷轴之最古者，莫逾于是”[52]。罗氏之子罗福成也于同年撰有短跋，称此卷“今年出土于新疆省吐鲁番，为予友白君坚发见，遂以重值得之，珍如拱璧”[53]。1930年，白坚将此卷售予日人武居绫藏。同年8月，内藤虎次郎（湖南）为武居氏藏卷撰写跋文，在王树枏基础上再加考证古今本异同，并指出白坚后来又将另外一件十行本《三国志·吴志·虞翻传》转售给中村不折，当为此卷前面所接部分[54]。1931年，收藏者武居绫藏将原本影印在《古本三国志》卷轴中，后附王树枏、罗振玉、内藤虎次郎诸氏上述跋文，并撰《古本三国志邦文解说》，叙述此卷来历，并对比钱大昕《三国志》考异来说明此本价值。1932年武居绫藏去世，此卷后来归创办《朝日新闻》的上野氏家族收藏。1976年日本每日新闻社编印的《重要文化财》第19卷，刊出卷尾部分图版，收藏者为上野淳一氏（No.121）。据京都国立博物馆赤尾荣庆先生2001年11月之前赴上野家调查后的报道，此卷轴有郑孝胥1925年题签“三国志残卷”，在罗振玉和内藤湖南题跋的中间，还有乙丑三月谢无量的题跋[55]。此后，依据本卷所用的相关研究成果颇多，片山章雄先生做过很好的整理归纳[56]。
总之，日本是吐鲁番出土文献收藏的大国，除了大谷探险队直接掘得的大量文书收藏在龙谷大学外，书道博物馆、宁乐美术馆等处都有相当可观的藏品，而且其他数量不多，但价值不菲的藏卷也随处有之，相信还有不少吐鲁番文献秘藏于私家，有待有识之士继续调查。
（2016/4/12完稿，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4期）
[1]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66—169页。
[2]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243—247，286—290页。
[3] T. Yamamoto and Y. Dohi,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I Census Registers, Tokyo: Toyo Bunko, 1984-1985, (A), pp. 74, 133-134; (B), pp. 115, 207-208.
[4] 东野治之《传トルファン出土树下美人图について》，《佛教艺术》第108号，1976年，53—64页。
[5] 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53—166页。
[6]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487—551页。
[7] 矶部彰编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东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亚出版文化研究总括班，2005年（以下简称《中村集成》）。参看梶普晋的书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14—417页。
[8] 《吐鲁番学研究》2015年第2期，待刊；2016年第1期，待刊。
[10] 王三庆 《〈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月仪书”研究》，《庆贺饶宗颐先生九十五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660—665页；吴丽娱、陈丽萍《中村不折旧藏吐鲁番出土〈朋友书仪〉研究：兼论唐代朋友书仪的版本与类型问题》，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63—195页；又刊《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87—104页；王三庆《再论〈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月令〉卷之整理校勘及唐本“月仪书”之比较研究》，《成大中文学报》第40期，2013年，33—76页。
[11] 朱玉麒《吐鲁番文书中的玄宗诗》，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63—75页。
[12] 两片分别裱于《六朝写经残字册（二）》叶八与叶一〇，《中村集成》下，100—101页。
[13] 裱入《六朝经残纸册（三）》，《中村集成》下，102页。
[14] 裱于《北凉写经残纸册（五）》叶一六，《中村集成》下，113页。以上三件比定见包晓悦《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残片册”的文献价值》，《文献》2015年第5期，44—47页。
[15] 裱于《流沙碎金册》叶一五，《中村集成》下，126页。周西波《中村不折旧藏敦煌道经考述》，《敦煌学》第27期，2008年，97页。
[16] 锅岛稻子《中村不折旧藏写经类收集品》，《中村集成》下，359页。
[17] 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7—144页。
[18] 裱于《北凉写经残字册（一）》叶一二，《中村集成》下，95页。比定见包晓悦上引文，38—40页。
[19] 此卷最初定名为《汉书·西域传》，见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5年第8期，54—55页；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27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始定名为“晋写本东汉荀悦撰《前汉纪·前汉孝武皇帝纪》”，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330页。参看余欣《写本时代知识社会史研究——以出土文献所见〈汉书〉之传播与影响为例》，荣新江编《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469页；收入同作者《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36页。
[21] 《中村集成》下，60页；张新鹏《大谷文书别本〈开蒙要训〉残片考》，《敦煌研究》2014年第5期，84—85页。
[22] 《集成》中，280—283页；赵贞《中村不折旧藏〈唐人日课习字卷〉初探》，《文献》2014年第1期，38—48页。
[23] 裱于《北凉写经残纸册（五）》叶五，《中村集成》下，110页。包晓悦上引文，42页。
[24] 裱于《六朝写经残字册（二）》叶一九，《中村集成》下，103页。包晓悦上引文，40—41页。
[25]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年，1996年，176—188页；又收入《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183—193页。
[26] 《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512—561页。
[27] 西胁常记《静嘉堂文库藏汉语版本断片について》，《文化史学》第69号，2013年，145—195页。
[28] 参看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柳洪亮主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215—230页。
[29] 陈国灿《东访吐鲁番文书纪要》（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2期，1993年，40—45页；收入作者《论吐鲁番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45—152页；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二），《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90—100页；收入作者《敦煌习学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年，384—398页；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194—199页。
[30]《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595—602页。
[31] 此题跋已见王树枏《新疆访古录》卷一“六朝草书残经”条下，叶十二背至叶十三正。参看朱玉麒《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吐鲁番学研究》2012年第2期，78—79页，九号。
[32] 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三），原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收入作者著《敦煌习学集》，409—423页。
[33]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215—217页。
[34] 参看朱玉麒《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97页，四五号。
[35]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190页。
[36] 大津透《唐日律令地方财政管见——馆驿·驿传制を手がかりに》，《日本律令制论集》上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93年，387—440页；收入作者《日唐律令制の财政构造》，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243—296页。按，此文书的图版早就为羽田亨所摄，收藏在京都大学羽田纪念馆中，张娜丽曾有调查记录，见所撰《羽田亨博士收集西域出土文献写真とその原文书——文献の流散とその递传·写真摄影の轨迹》，《（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论丛——现代语·现代文化》第5号，2010年，12—14页。
[37] 朱玉麒《段永恩与吐鲁番文书的收藏与研究》，王三庆、郑阿财编《2013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2014年，45—46页。
[38] 《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98—105页。朱玉麒转录跋文并偶考释，見所撰《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97—98页，四六号。
[39] 余欣著录文字，见《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105—107页；朱玉麒转录并考释跋文，見所撰《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85—86页，二〇号。
[40]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218页。
[41] 池田温《盛唐物价数据をめぐって——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の断简追加を中心に》，创价大学《シルクロード研究》创刊号，1998年，69—90页。
[42] 杏雨书屋编《敦煌秘笈·影片册》第7册，2012年，284—288页。
[43] 片山章雄《杏雨書屋“敦煌秘笈”中の物価文書と龍谷大学図書館大谷文書中の物価文書》，《内陸アジア史研究》第27号，2012年，77—84页。
[44] 见朱玉麒《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94页，三九号。
[45] 杏雨书屋编《敦煌秘笈·影片册》第8册，2012年，201—206页。
[46] 杏雨书屋编《敦煌秘笈·影片册》第8册，269—272页。
[47] 《第54回杏雨书屋特别展示会“敦煌の典籍と古文书”》，大阪：杏雨书屋，2010年，11页。
[48] 速水大《杏雨書屋所蔵〈敦煌秘笈〉中の羽620-2文書について》，土肥义和编《内陸アジア出土4～12世紀の漢語——胡語文献の整理と研究》科研费报告书，东京：东洋文库，2011年，32—35页。
[49] 杏雨书屋编《敦煌秘笈·影片册》第9册，2013年，152—153页。参看吉田豊《 敦煌秘笈中のマニ教中世ペルシア语文书について》，《杏雨》第17号，2014年，324—317页。
[50] 白坚跋文发表于《支那学》第3卷第11号，1925年8月，83页；高田时雄《李滂と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写本研究年报》创刊号，2007年，24页转录。
[51] 全文见朱玉麒《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94—96页。
[52] 罗跋见武居绫藏影印本《古本三国志》，昭和六年（1931）刊。1926年，罗振玉曾将此卷影印于所编《汉晋书影》（增订版），笔者未见。
[53] 罗氏跋文发表于《支那学》第3卷第11号，1925年8月，82—83页；高田时雄《李滂と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日本流入の背景》，24页转录。
[54] 此跋收入《湖南文存》卷五，以及《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129—130页；高田时雄《李滂と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日本流入の背景》，24—25页转录。
[55] 赤尾荣庆《上野コルクションと罗振玉》，高田时雄编《草创期の敦煌学》，东京：知泉书馆，2002年，75—77页，口绘3。
[56] 片山章雄《吐鲁番、敦煌发见の〈三国志〉写本残卷》，《东海史学》第26号，1992年，33－42页。汉译载《文教资料》2000年第3期，137—157页。
